策划／王志杰 闫广道 本报记者 张曦 实习生 徐云龙／文图题记

　　他们是中国大地上最刚强的人群。

　　他们默默扛着中国经济中最艰涩、最厚重的部分。

　　他们构成了时下城市街头最苦涩、最困惑也是最感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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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一个中国经济再也无法回避和逾越的字眼。或许多年以来，或许在刚刚的某一刻，他们打动了全中国。

　　河南之于中国，正像中国之于世界，“三农”问题突出、典型。

　　光山、长垣、临颍、巩义、新蔡，这些“取样”看似凌乱，但都因具有某种代表性被我们“收录”，并用记者的足迹将其一一串起。

　　作为一群新闻人，我们出行的脚步和抖动的笔触，显然充满着渴望和期待。

　　样本名称：光山县。

　　样本概况：农业县、苏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家科技部对口帮扶县。人口78万，农民近70万，耕地面积86．3万亩。2003年完成ＧＤＰ27．42亿元。

　　增收数据：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966元，比上年增长4．0％。为了能活得“像个人样”

　　思虑再三，彭大稳还是含泪将两个孩子塞给年届七旬的父母，大年初六就毅然拉上妻子南下广东。临行前撂下一句话：出去干个啥都比种地强！

　　一个渐行渐远的身影，刺目地投射在这片历经风雨和荣耀的土地上。

　　彭大稳是光山县北向店乡小彭湾村村民，断断续续已有五六年的打工经历，去年年底从广东中山市返乡后本不想再去，但一看到家里凄凄惶惶的光景，最终还是变了主意。而在中山和深圳，他的两个亲兄弟已经在当地扎根十多年，中间很少回家，就连过年也不例外。

　　“老二心软，舍不得孩子，老大和老三多年都未回来过了。”言及此，已经70岁的老父彭传忠语带哽咽。本来应该儿孙绕膝、享受天伦的他，要独自种2亩地不说，还要担着5个孩子吃喝拉撒的重任。孩子中间，最大的在读初中，最小的仅两岁。

　　前方是1000公里的离乡路，身后是悠悠父母心。为了能活得“像个人样”，彭大稳们似乎别无选择。

　　据说，10年前小彭湾村民组还有100多人，但现在，常住人口不足60，绝大多数还是老幼弱病。“青壮年劳力基本走完了，有的是全家搬走，邻近村大都这样。”村民们说。而该村所在的北向店乡，长年都有六七千人在外，打工人数超过总人数的1／5。乡里的干部说，全县打工人数的比例也维持在这一水平。

　　“种地没多大发势（当地土语，“没多大潜力”之意），维持个口粮就不错了。”早早走到田间的刘家平老汉手握铁锹，卖力地铲着脚下的土地。据刘老汉讲，当地是丘陵地形，每年稻麦交替耕作，除此之外并无副业和其他依靠。

　　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能产500公斤稻都算高产，按近年最高价1．4元／公斤计算，毛收入700元，除掉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费用，能落下300元就算不错了。遇上旱涝虫灾，亩产要大打折扣，而且稻谷价格前几年一直维持在每公斤不足一元钱的低位，农民种地的收成一眼看穿。

　　于是，“打工”已成为这个革命老区最流行、最实惠也最苦涩的词汇，但它又是当地农民为数不多的选择。

　　每年的春节过后，数十万大军都会从这里奔向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外出民工的身影，那场面真是动人心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干部告诉记者，“就劳动力而言，农村基本被掏空了，但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显然也是农民们的无奈之举。”撂荒，已经在一些地方蔓延。

　　漫漫离乡路，显然不是一番阳光雨露。离家的路有多长，亲人的牵挂就有多长，农民思乡的心情就有多长。

　　慢牛爬坡般的农民增收

　　据说，2003年是光山县极其风光的一年。

　　当年，该县经济总量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增幅居全信阳市第四；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位居全市第一；农业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市增幅最大；林业和水利是全市唯一同时获得省里表彰的先进县……

　　然而这一切，被一个沉重的数字拖累着。

　　在一份名为《光山县2003年主要责任目标运行情况自查报告》的文件中，有一个表述与别的部分格格不入。记者注意到，在2003年该县与信阳市政府签订的6类40项责任目标中，超额完成18项，完成21项，未完成1项。未完成的，就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据了解，光山县2003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66元，低于全省2235元的水平，比全国同期水平也低了656元，与上一年的1890元比，仅增长4．0％。

　　“这种结果既是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县有关官员说。意料之中是因为光山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业底子薄，农民增收渠道相对单一，主要倚重于农民外出打工；而意料之外的是，2003年县里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原本预料农民增收会大有起色，但非典疫情突至，加上去年涝灾频繁，农作物大面积减产，预期落空。

　　光山县位于大别山北麓，与大别山区很多县相似的是，光山拥有多重身份：农业县、苏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家科技部对口帮扶县。

　　“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一切。”然而光山的土地并无太大特色，就地貌而言，山、丘、岗、畈、水域俱全，但丘陵和山地占据了大部分面积。

　　或许正因如此，从十几年前起，源源不断的青壮年劳力大军流向四面八方。据介绍，光山共有78万人口，其中农民近70万，眼下究竟有多少人外出打工，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称“因春节刚过，县里也没准确数字”，但去年非典时期统计的结果是：14万多。

　　县里主要领导亦承认，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该县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有一种说法是，农民增收中的2／3来自打工所得。据说，仅每年秋后的“现场冲绒”?穴现场制作羽绒服?雪一项，3000多户冲绒大军就会在三四个月内产生上亿元的销售额。“打工经济”在当地一时喊得甚响。

　　不过另一种令人心焦的现实是：该县农民工输出的大多是廉价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工都进了场矿、工地，有的搞拆迁、卖菜、拾破烂、家政服务等，相当一部分外出务工者的实际收入并未大幅度提高。”北向店乡一负责人说。

　　据了解，光山县近几年的农民增收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如慢牛爬坡般的农民增收，正在日益困扰着这片土地腾飞的梦想。天赐城家家都吃上了花木饭

　　“又是一年春来到。”万物都在暗自酝酿生机，光山县农民增收困局也正在被另一种力量和方式悄悄瓦解。

　　正当老区的一切在早春的阳光中沉睡之际，蔡桥乡北部的一方土地已经是竹木葱茏，生机勃勃。百余座造型各异的乡村别墅散落在一片茂林修竹之中，阡陌纵横，鸡犬相闻。

　　这片土地还有一个好名字———天赐城，据说是当年朱元璋所赐。

　　天赐城是个村，交通甚为不便。按常理，天赐城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春天”，但事实上“这个季节正是他们的旺季”。天赐城因苗木花卉闻名，仅2002年一年全村就实现花木销售额1640多万元，对一个只有2000人、400多户的村子来说，这无疑是个非常富足的数字。当年，天赐城人均纯收入3800元，2003年更高一些。

　　进村的道路上，间或能遇上拉树苗的大卡车和村民忙碌的身影。在一旁，村民王福宽正带领十来位伙计往车上装树苗。“这些都是楠树，一棵四五块钱，一车下来就是好几万。”王福宽抹着汗说。

　　年近六旬的徐元进老汉蹲在自己的苗圃地里，细心地摆弄着金叶女贞，据徐老汉讲，仅他们家就拥有银杏、金叶女贞、广玉兰、合欢等20多个品种的花木。

　　据接待记者一行的村委会会计陆孝辉介绍，天赐城自1998年开始引进苗木花卉，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亩，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花木饭，有些人家“一年能挣100多万元”。同时，花木品种也增加到280多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该村还成立了天赐城花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已经形成。

　　记者在查阅当地相关资料时发现，6年前，天赐城人均纯收入仅为937元，而今天，这一数字已经攀升到4000元左右。

　　“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为何反差如此之大？”天赐城模式无疑冲破了传统的农民增收观念。

　　与天赐城类似的还有文殊乡的小匡湾村民组。这个仅84人的小村庄在66岁的匡世斌老汉的带领下，开挖荒山，发展高效经济林。如今，仅山上小杂果一项，组里人均收入就可达2000元。

　　“仅靠稻麦两茬的传统农业会永远穷下去。这辈子出去打工，没有副业，下辈子还给别人打工；没有钱，孩子们上不了学，素质差，下辈子还受穷。”匡世斌老人朴素的逻辑或许已经为当地农民指明了一个方向。

　　同样令人振奋的还有豫南名品———茶的开发。据说，由于驻马店蓝天集团的介入，该县著名景点静居寺附近的上万亩土地都被纳入一个叫“万亩生态茶园”的项目中，该项目波及晏河、河棚、文殊、南向店等多个乡。

　　“万亩生态茶园之所以能得到农民们的信任和支持，主要是投资方有实力、动真格，不亏待农民。”晏河乡党委书记杨光平说。知情人士称，仅2003年，投资方在茶园项目上已经投入1000多万元，除了管理、施肥等费用外，其中大部分就是兑现给农民的土地补贴。

　　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光山属革命老区，是一片充满荣耀和梦想的土地。

　　2003年，光山县ＧＤＰ为27．4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36亿元，增长仅为3．5％。应该说，这些数字与其苏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地位是匹配的。

　　据说，几年前光山曾短暂地摘掉过一段穷帽子（国家级贫困县），但很快又“因灾返贫”。

　　如今，该县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或出售、或破产，光山依然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农业县，县财政对每年几千万元的农业税也甚是倚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民极其拮据的钱袋，这是这片本已负重的土地无法回避的难题。

　　“再难也要干，政府在农民增收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懈怠。”县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何况光山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据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县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为农民增收的体系：传统农业上，大力调整农业产品结构；特色农业上，推广茶、花、鸭（光山的麻鸭已经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的原产地认证）、虾四大特产；为外出务工人员搞好后勤服务；同时，农民负担的降低，也成为农民“增收”的另类渠道。据说，由于费改税、粮食直补政策的调整，农民负担大幅降低。

　　但农民的增收和“三农”问题本身，显然是一个复合型的社会工程，它需要各方不懈的努力。

　　记者离去时，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