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7日讯前方记者组报道：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宋林飞委员作了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升华，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解决以下几个理论问题：

　　一、培育“新经济周期”

　　当前，人们很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是否存在“过热”的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其实不能任意扩张，因为经济波动幅度大就可能形成较多的低效投资甚至无效投资，造成有限的资本与资源的浪费。单纯看速度高低，无法作出是否“过热”的判断。经济是否过热，首先是看这种速度能否持续。我国经济尚处于“投资推动型”增长阶段，投资是否乏力直接关系到增长速度。今后几年内推动经济增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难以维持去年26．7％左右的增幅。这表明，已经接近潜在增长率。从实际调查研究的情况看，部分行业与地区确实存在“投资过热”的现象。

　　首先，要抑制“大起”，主要是减少行政主导下的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积极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重在熨平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快速、平稳与持续的增长，是需要我们积极培育的“新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央行出台了“房贷新政”、提高准备金率等措施，“名义锚”的作用已经发生，银行信用派生的收缩效应也开始轻度显现。我们正在走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央行时代”，要重视中央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但不应把这些信号误读为“刹车”、“叫停”，而要正确理解经济增长结构性调整的意义。

　　同时，也要防止“大落”。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要重在供求关系、区域经济的总体平衡。快的不用刀子砍，慢的不用鞭子赶。各个地区由于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两本账工作法”和“行政主导型投资推动”，至今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容易引起投资的膨胀与递缩效应。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的“GDP压力”过大，往往导致急于求成、不量力而行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上级，同时也与自身的政绩冲动有关。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改变上级对下级“GDP唯一”的片面政绩考核习惯，减轻上级对下级不切实际的增长压力。

　　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中长周期的上行通道。按照以往的惯例，政府的“换届效应”表现为“先上后下”的短周期，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使“上下”的幅度小而效益高。延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期，关键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从“行政主导型投资推动”向“企业主导型投资推动”转变；第二，从“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转变。政府应通过政策调整，着力提高消费率，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将新一轮经济增长尽快转变为消费推动型的增长。

　　二、走出“新短缺经济”

　　我国已经迈入重化工业时期，处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前，不少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靠“三高”(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来支撑的，结果表现为“两低”(低质量、低效益)。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必须严格限制。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三荒(煤、电、油)”等资源“瓶颈”以及生态衰退现象日趋严峻，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结构性危机”。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资源要素越来越短缺；符合人们健康需求的良好生态环境已经不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必须通过再投入进行“生产”才能获得的短缺资源要素。这是我国走出商品供应不足的“短缺经济”困境之后，面临的一种“新短缺经济”。

　　近几年来，我国工业化加速，特别是制造业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能源、矿产资源越来越依赖进口。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潜在的“增长危机”。实践表明，结构脆弱的制造业、短缺的资源与生产要素，不能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眼下我国东部城乡都有建设“世界制造业基地”的积极性，大有当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在长江、黄河等母亲河流域，产业选择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环境保护与治理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

　　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发展，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经济承受力，主要是土地等资源是否过度开发、劳动力等要素是否充分利用；二是生态承受力，主要是污染程度与生态退化程度；三是社会承受力，主要是老百姓得益程度、贫富分化程度、社会稳定程度。遍地开花的“圈地运动”，集中反映了当前经济、生态、社会承受力所受到的挑战。一些地方官员把“城市经营”当成土地批租，追求土地收入的最大化，并以此为掩护进行权力寻租，对于圈地之风竟然乐观其成。这是城市化与某些官员人格扭曲的表现。一定要铲除“土地腐败的陷阱”，这是爱护干部的需要，也是保护经济健康发展大局的需要。

　　三、树立“新公平观”

　　我国现阶段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快速上升，社会不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同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无疑是有关系的。有些人把“效率优先”等同于效率唯一，把需要“兼顾”的公平当成次要的，甚至视为可有可无的。在过去一个时期，这一原则对于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励机制，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不是市场经济分配的唯一原则与永恒原则，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一口号已经到了该淡出的时候。要采取前瞻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防止贫富进一步分化，扭转城乡、地区、阶层收入差距加速扩大的，趋势。

　　1992年，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收入差距的变化已经超过了克服平均主义的范围，有些差距的扩大同提高效率不仅没有关系，而且直接损害效率。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普遍偏低、又往往被拖欠，这种不公平只会降低效率。我国有13亿人口，但没有13亿人的市场，低收入者、贫困群体缺乏即时购买力，已经严重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共同富裕”、“惠及十几亿人口”、“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过渡，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原则。如何使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我国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新公平观，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建议各级政府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降低房价三个方面破题，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以人为本，首先是安居乐业。城市管理不能“搞花架子”，主要任务应是“造饭碗”与“保饭碗”，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是扩大中低档住房的土地供应和建设，降低房价收入比，实行严格的成本核算监督，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使多数市民买得起达到小康标准的商品住房。从而，真正兑现党和政府关于执政为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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