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沉默，为爱开言(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08日08:23 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青春的记忆，撑起老人暮年的微笑。

王佩玲老人珍藏的自己及雷锋当年的身影。　　文／本报记者唐婷通讯员文杰图／本报记者赵尚渝

　　“亲如同胞的弟———小雷（临别留念）

　　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前途，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有外在的美给（和）内在的美。对任何同志都抱着极其信仰（赖）的态度，等等。这一切结合起来，真算得我心爱的弟弟，忠心的朋友。

　　弟弟你直（值）得人羡幕（慕）的（地方）还多着哩，（你）是青年中少有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是（你会做出）很大贡献的。

　　弟弟，干劲和钻劲使你勇往直前，希望你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把你的光和热发遍到全世界，让人们都知道你的名字，使人们都热爱你和敬佩你。弟弟，希望你实现姐姐的理想。

　　……

　　姐黄丽乱草

　　1958年11月7日

　　这篇赠言原件，如今被收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文中的“小雷”，就是至今仍被人们铭记的雷锋。1958年11月，雷锋离开故乡望城到鞍钢工作，临别前，一个叫“黄丽”的女性赠给雷锋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就是这篇赠言。

　　因为这篇不太通顺却蕴藏深情与远见的赠言，多年来，雷锋的研究者们一直试图寻找这个神秘的黄丽。

　　直至1997年3月4日，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发表34周年之际，望城县召开纪念大会，一位年近花甲的妇女王佩玲走上前台“我就是30多年来大家一直寻找的雷锋姐姐黄丽”，之后泪落如雨。

　　2004年早春，记者在长沙东牌楼寻访到王佩玲。

　　从灯火通亮的平和堂商厦南侧拐进一条灰旧的小巷，令人有瞬间的眩晕。从1997年起，王佩玲一家就居住于此。似乎从一开始，王佩玲就习惯于将自己隐藏在繁华与喧闹背后。

　　右转，再右转，穿过狭长过道，爬上黑乎乎的楼梯，来开门的正是王佩玲。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居室，因为背光，屋里得常年开灯。王佩玲的儿子这天没上班，在家陪母亲，他告诉记者，半年前，父亲因心脏病突发过世了。

　　由于患中耳炎多年，王佩玲左耳仅剩下微弱的听力，右耳听力几乎为零。我们的交流，有很大一部分得借助纸笔。

　　“您想念雷锋吗？”记者在纸上小心翼翼写下这句话。王佩玲摘下老花镜，轻轻地搁在茶几上，抹了抹眼睛，仿佛有雾气从那里升上来：“怎么能不想呢？”———

　　一见如故

　　1958年初春，全县精简机构，我从望城县供销社下放到团山湖农场劳动锻炼。刚到农场，我就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十分秀气，我似乎在哪见过。

　　有一天放工后，我看到他拿本书边走边看，就喊了一声：“小鬼，看什么书，能借给我看吗？”他回过头看着我，一脸的笑容，“你拿去吧。”我接过书一看，是一本《刘胡兰小传》。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小伙子叫雷正兴，在县委当通讯员时去过望城供销社。我们确实见过。

　　雷正兴就是后来的雷锋，当时与我们同来的还有一大批热血青年。当时，我21岁，对一切都充满幻想。而雷锋性格开朗，喜欢看书和唱歌，走路连蹦带跳，每天乐呵呵的，似乎从来没有忧愁，大家都喜欢他。

　　熟识了之后，雷锋就叫我王姐，我喊他小雷。雷锋有个藤条箱，里面装的全是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赵一曼》等等。这些书我几乎全借来看了，有些还看过两三遍，每次还书，雷锋都要问我读后感，我便毫无拘束地谈，有时我们还为某些观点发生争执。

　　1958年3月13日，我记得那天的阳光非常明媚。刚吃完午饭，雷锋把我拉到一边，挺神秘地从衣服里面掏出一本崭新的日记本递给我，一句话也没说，就跑开了。我打开日记本，看到扉页上写着一段这样的话：“王佩玲，你是党的忠实女儿，愿你的青春像鲜花一样，在祖国的土地上发散芬芳！伟大的理想产生于伟大的毅力！请你记住这两句话，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日记本里还夹着一张雷锋的全身照，照片后面写着：“送给王佩玲同志留念。雷正兴赠。1958．3．13”

　　傍晚收工时，我在山路上碰见雷锋，问他为什么要送我日记本。他的脸涨红了，然后咧嘴一笑，说：“日记本当然用来记日记嘛，我每天都记日记呢！”

　　在雷锋的带动和鼓励下，我也开始记日记。

　　初恋的滋味

　　也许是从小失去母爱的缘故，也许是我的落落大方使青春年少的雷锋感到踏实和温暖，雷锋越来越亲近我，我心底也暗暗地喜欢上了他。慢慢地，我们以姐弟相称，互相鼓励。

　　记得有个周末，雷锋约我去镇上逛街，路经一处照相馆的时候，他突然恳求似地看着我：“王姐，我们合个影怎样？”当时我很羞涩，但还是点头同意了。这是我和雷锋的唯一一次合影。那段日子，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慢慢地有人在背后开始议论我和雷锋。雷锋学会开拖拉机后，需要一个助手，我自告奋勇，向团支部书记毛遂自荐。团支部书记拿不准该不该让我去，便向场长请示。场长狠狠地批评团支部书记，说他没有看出不良苗头、没有政治眼光：“你得给我管严点，男男女女关系太密切，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

　　在农场劳动了4个月后，我被派到湘潭学习，有人提醒我说，这可能与雷锋和我交往过密有关。在湘潭，我常常给雷锋写信，信的内容虽然无非是谈工作和学习，但每次写信时我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慌乱和喜悦。但不久，我发现雷锋写来的回信被人查看过了，我气愤之下就嘱咐他不要再写信了。

　　学习完了，雷锋见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他端详我好一会儿，还俏皮地说了一句“你晒黑了”。

　　不久之后，雷锋调到公社当通讯员，但仍然经常跑来看我。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离别的时刻那么快就来临了！

　　1958年11月初的一天，雷锋告诉我，鞍钢在长沙招工，他去报名并已被录用了，过几天就得走。当时我就楞住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但我们在工作上一向都是互相鼓励的，我除了表示支持，还能怎样呢？

　　临行前，雷锋特意到农场来与我道别，并安慰我说：“别难过，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的。”那天，他在我的住地逗留了一个上午，我们一起吃了中饭。我把临时买的一个日记本送给他，还在上面写了一段话，这就是如今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的那段话。当时，我不便署上自己的真名，就请雷锋给取个化名。雷锋想了想，说“就叫‘黄丽’吧，王黄谐音，丽为天生丽质。”

　　吃过饭，我送雷锋出门。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成永诀。

　　现在想来，我和雷锋真是有缘又无缘，有缘的是我们能相识、相知，无缘的是他偏偏那么早就匆匆离去了。

　　雷锋走后一个多月，因组建人民公社，团山湖农场撤销，我被调到坪塘水泥厂。后来我的工作数次调动，最终与雷锋失去了联系。

　　少女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雷锋走后那些年，我拒绝了一个个追求者，谢绝了一个个说媒人，一心一意等待和雷锋重逢的那天。

　　为雷锋守孝三年

　　这一等就是5年，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噩耗。

　　1963年3月6日，我随手拿起当天的《湖南日报》，一眼看见“雷锋”的照片，顿时惊呆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感觉整颗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个伟大的雷锋，不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吗？看完雷锋的事迹和牺牲经过，我的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大病了一场。病好后，我在心里打定主意，为雷锋守孝三年。这些念头当然没法对别人说，但我一直默默坚持着，把雷锋埋在心底深处，一遍一遍重温我们曾经共同度过的短暂岁月。1965年，我28岁了，才经人介绍与我后来的丈夫结婚。你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28岁的未婚姑娘算是很大的大龄青年了。

　　许多年过去我才知道，雷锋当兵后，曾和战友提起过我，也曾多次通过信函或者借出差机会向家乡的熟人打探我的去向，但都没有结果。

　　这些年来，我一直把雷锋的相片和我们的合影保存着，在遇到困难、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总会翻开雷锋送的日记本、摸摸他的照片，一字一字地读他写给我的那段赠言，无数次，我抚摩着这些东西，仿佛他就在我身边，从未离开过。

　　几十年里，我把对雷锋的怀念深深地藏在心里，没对任何人说，包括老伴。我把与雷锋的合照挂在墙上，却未顾及老伴的感受。有一次老伴借清扫的机会，把那张合影悄悄撤下来撕了。

　　1992年10月，我平生第一次去雷锋纪念馆参观。在雷锋的塑像前，我一个人静静地站立了很久、流泪了很久。

　　1996年，雷锋当年入伍的接兵人、《回忆雷锋》的主编戴明章辗转得知我的消息后，给我写来一封信，委婉地问我是不是当年的“黄丽”。事实上，那么多年来，我一直默默地承受人们苦苦寻找雷锋“姐姐”时所带来的感动和压力。曾在望城县委机关与雷锋共过事的胡道明，访遍了雷锋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都没找着“黄丽”。1991年他终于得到一条线索：原望城县坪塘区供销社有一个叫王佩玲的营业员，1958年曾下放到团山湖农场与雷锋共过事，并有过密切的交往。于是，胡道明兴冲冲地来到我家，问起“黄丽”之事，我却让他深深地失望了。不久，胡道明又和雷锋纪念馆的老馆长雷孟宣多次登门，我都守口如瓶。

　　看着他们失望而去的背影，我非常痛苦。我并不是有意隐瞒些什么，只是雷锋已经是一个万人传诵的名字，而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相差太悬殊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他埋在心里，永远地怀念。

　　于是，我给戴明章回了封信，“关于黄丽，有很多人都认为是我王佩玲，但这很难说……在某些方面，请您原谅我”。我告诉戴明章，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没有必要再提起，我愿意永远在沉静中怀念雷锋。

　　没想到，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戴明章一连给我写了10封信，每一封信都沉甸甸的，令我不能自已。在第8封信中，戴明章写道：“我们这些雷锋成长的见证人已近七旬，来日不多，找不到‘黄丽’，何以告慰雷锋的亡灵？”这封信看得我泪如泉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1997年，我已经60岁了，就像戴明章说的，如果再不说出来，以后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了。

　　3个小时的采访中，王佩玲常常陷入某种沉思。抚着雷锋的照片，她轻轻地说，自己今年66岁，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雷锋和老伴都不在了。

　　多年来，王佩玲总想去一趟辽宁抚顺，给雷锋扫扫墓。去年初，她和老伴到达抚顺那天，一场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或许，那是上苍特意为老人和雷锋那段情缘安排的一个洁白的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