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刘欢夫人卢璐写《嫁给刘欢》热卖，到葛存壮葛优父子被家里葛家母女写成《都赶上了》，也是一道畅销盛筵。起初还以为这只是偶然，名人刚好碰上家里有个爱写字的亲人，凑巧就出来了。但是现在看到王蒙夫人崔方蕤著书《我的先生王蒙》，知道亲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方式和潮流，相信此后会自成一图书品种。

　　其实名人有很多种，有的卖人气，有的卖经历。从王蒙的经历来看，该书确实值得一看，从一个文学新人到被打成右派到升任文化部长，其中的沉浮，确实是目前中国老文化人的历史的见证。他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自嘲“累得几乎要了小命”；21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他的人生带来大喜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任中央委员，不久官坐文化部长。驰骋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夫人崔方蕤。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而王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崔女士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成为眼下这部十分可读的“我和我的先生王蒙”。该书以时间为顺序，将崔女士眼中的王蒙及他们相知相随几十年的生活故事一一道来，颇有性情趣味。

　　亲人来写传记，是近年来图书娱乐化、生动化的一种写照。换成以往，这种文化名人的传记，必定由一个研究者来写，想必是严肃的东西，肯定还要包含些学术价值。由亲人来写，一可以生动有趣，细节之处是其他人不可描摹的。其二，可以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因为其中必定可以有窥见私生活的乐趣。

　　对于诸如此类现象，也有人提出批评观点，认为此类写法太哗众取宠太不严肃，有网友在网上留言：为什么我没有一个亲戚是名人？其实，无所谓谁写，只要读者爱看，任何人来写都无可厚非。

　　李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