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
所谓“官员禁忌症”，是说我们的媒体，对官员有关信息的披露有着很大顾忌。除非这个官员因违纪或犯罪被有关部门处罚，媒体被授权可以进行“全情披露”，否则即便媒体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也不敢、不愿、不能对官员的“私秘信息”进行公开，这就让官员们的“表演”成为可能。
据《新京报》3月7日报道，湖北省洪湖市一位经贸局局长“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茂名市总商会会长倪乐对官员“生活圈”和“社交圈”的深思。倪乐走访了身边的公务员朋友，求教社会学专家，写就一份《关于加强对干部生活圈和社交圈监督的意见和建议》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
倪乐先生的议案，我以为有着重大意义。现在，对官员的监督，包括对一把手的监督，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如何监督，监督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还有着比较大的弹性。由于普遍存在一种对官员监督的“禁忌”，导致官员的许多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监督起来困难重重。因此在我看来，目前亟待打破的，就是媒体的“官员禁忌症”。
所谓“官员禁忌症”，是说我们的媒体，对官员有关信息的披露有着很大顾忌。除非这个官员因违纪或犯罪被有关部门处罚，否则即便媒体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也不敢、不愿、不能对官员的“私秘信息”进行公开。如果媒体对他们的其他行为也能够进行关注，也能够进行全面报道的话，我想，媒体是能够为他们勾画出一个基本符合其真实形象的轮廓的———这其实正是媒体的重要作用之一，不仅可以减少反腐败的成本，也可以让官员们心有畏惧，让他们真正生活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减少违法犯罪的冲动和机会，也更容易让官员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沟通并真正地打成一片。
而前述“官员禁忌症”的形成，有着多重原因。这种禁忌，导致了官员们的形象具有设计性、神秘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公共性和透明度。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不少官员从原来的道貌岸然到现在的“丑恶嘴脸”，反差极大，严重冲击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力，而这种冲击又让民众反过来产生一种“官员普遍怀疑症”。从湖南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遇难案到哈尔滨宝马撞人案，这种对于官员的严重信任危机都可以看出来。要解决对于官员的信任危机，就要承认危机并进行危机公关，我认为，最好的危机公关之一就是加大官员的透明度，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
那么，会不会因此有损官员的形象和威信呢？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媒体的监督不是放肆的揭丑，必须有据可凭，有法必依。同时，让官员“有待商榷”的行为得到报道和澄清，本身也对官员有利，可以反过来强化官员的威信，提升其形象。如果真有问题，那么官员自然要对此负责。实际上，官员们由于远离监督，其形象固然“看上去很美”，但谁能够保证这不是虚假的欺瞒呢？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不受监督的“形象”和“威信”，对我们事业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前一阵子，美国总统布什和日本首相小泉遭遇信任危机，前者被有的媒体指责为逃兵，后者则被指责为有造假文凭嫌疑。两人面对舆论的质疑，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解释和说明，以平息负面舆论。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但在21世纪的今天，我认为，应该让我们的官员在人民眼里具有更大的透明性，媒体不仅可以报道官员的公务行为，也可对其社交圈和生活圈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