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中

　　女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又是社会转型代价的主要承担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必须关心社会发展方向这个大“政治”。

　　前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后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原来的体制垮台这么多年以来，人们曾经以为他们很快就可以走出困境，甚至有人一次次以为他们已经走出困境了。实际情况如何呢？事实最有说服力。公众健康水平大幅下降、人口大量损失说明这种社会转型是退步的。女性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俄国医学院2000年提交给政府的报告指出，俄国公众总体健康水平大幅下降，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普京总统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宣称俄国人口数量的下降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无怪乎客观一些的外电不得不承认，对广大的俄国公众来说，后苏联时代成了贫穷、失业、犯罪、疾病和污染加剧的时代。

　　在俄罗斯人口净移入的情况下[移入俄罗斯的总人口为121.3283万，移出的为59.2832万，净移入62.0451万（1998-2000）]，俄罗斯人口已经从十年前的1.49亿下降到目前的1.40亿。人口专家发现，俄罗斯每年减少100万人口，而且下降速度还在增加。1989年前苏联最后一次普查总人口是2.85亿，俄罗斯为1.47亿。1992年俄罗斯人口开始减少，2000年人口规模相当于1987年，为1.424亿。人口增长率由1985-89年的千分之6.8降为1990-94年的千分之-0.3，1995-99年的千分之-3.6；粗出生率则由16.0分别降为10.6、8.6；粗死亡率由10.7分别增为13.4、13.6。总和生育率由2.10分别降为1.50、1.23个，目前仅为每名妇女生育1.1个孩子，远远低于每名妇女2.4个孩子这样一个稳定人口所必须的比例，下降幅度之大史无前例。联合国预测俄罗斯人口还要减少，到2025年人口将只有1.26亿。独立的俄罗斯公众舆论研究中心人口专家古德考夫说，“整个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已经成为无人区，甚至在俄罗斯中部的前黑土地地区也开始出现新的荒芜区。我们已经无法维持工业、农业和军队。”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年轻男性中的死亡率达到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高水平。

　　造成这种后果不是偶然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造成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实际工资减少，宏观经济不稳定(Harper，M.，1999，后共产主义东欧的经济投票，加州大学艾尔文分校民主研究中心研究论文，p.1-22)。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致下降了一半，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89年的4070美元降为1995年的2240美元。东欧地区数百万计的人们都在受苦受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一份报告证实，在转型过程中女性尤其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失去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一些成就(Poolos，A.，1999，东方：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妇女面临的不平等在扩大，自由欧洲电台：自由广播公司，www.rferl.org)。因为共产主义确实为妇女提供了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权利：平等权的法律保证、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等(Verdery，K.，1994，Fromparent-stateto family patriarchs，东欧政治与社会2，p. 225)。

　　所谓的“民主”制度非但没有消除性别歧视，反而扩大了性别差距。因为它减少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增加了女性的失业与不充分就业。以妇女的政治参与、就业机会、生育权利作为反映妇女的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的基本指标来分析女性的角色与地位，在各个方面都反映出女性地位的下降。更有甚者，仅1997年就有17.5万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妇女被贩卖，其中许多人成为娼妓。在过去十年里，大约有50万东欧妇女被卖到欧盟作妓女。据美国的电视台报道，马其顿是一个只有430万人口的小国，在前苏联垮台以后，有20－40万妇女卖身当妓女，占女性人口的10％。在乌克兰45％的15－35岁的妇女有被贩卖的危险，有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和女中学生被卖到国外。

　　在1980年代，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劳动年龄妇女就业率接近90%。苏联、立陶宛、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女性收入为男性的66-75%。新的男性主导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让妇女进入后共产主义的政治生活(Fuszara，M.，2000，1990年代波兰新的性别关系，见Gal，S.、Kligman，G.编辑，性别再造：社会主义以后的政治、公众和日常生活，p.259)。后共产主义政府用民主选举代替了指标配额体系。妇女当选与被任命为官员的数量减少了。许多妇女把参与政治看作一项额外的负担。立陶宛、保加利亚、波兰的首位女总理、拉脱维亚的首位女总统都认为她们是“例外”，而不是代表了妇女进入高级职位的趋势。保加利亚总理RenetaInjova说：“我是保加利亚现代历史上的例外”。立陶宛总理KazimieraPrunskien把她在北京世妇会上的文章命名为“我被认为是个例外”，她抱怨男性主导的议会不让她任命女部长。(Prunskien，K.，1995，我被认为是个例外，见立陶宛：社会变革中的妇女，UNDP，Vilnius，p.16)。

　　从1991年到1997年，这些地区妇女失业率为6%到15%，女性占失业人数的45%到70%。这些数据还不包括不充分就业，而且由于不存在失业援助或者利益微乎其微，人们对报告其失业状况没有什么兴趣。

　　据估计，在俄罗斯有80%以前由妇女占据的职位在重组中丧失(Waters，E.，1993，聆听一种声音：妇女运动的出现，见Funk，N.、Mueller，M.编辑，性别政治学和后共产主义：对东欧和前苏联的反思，Routledge，NewYork，p.287)。研究表明，在中东欧男性获得新工作的机会三倍于女性(Einhorn，B.，1993，灰姑娘走向市场，Verso，London)。立陶宛1994年的就业调查发现，只有25%的失业妇女能够在三个月内找到工作，而男性的比例却是50%。

　　西方贫困的女性化趋势在东欧重演(LaFont，S.，1998，导论，见LaFont编辑，转型中的妇女：来自立陶宛的声音，SUNYPress，NewYork，p.1)。早婚与高离婚率使单亲母亲家庭的比例提高。收入低、失业、社会福利的崩溃都使女性及其供养的家庭日益陷入贫困。这些国家女性的寿命平均比男性长10岁，而女性的强制退休年龄却要比男性早，这使女性要多几年依赖于养老金。通货膨胀与不再享受补贴意味着养老金是不够的，这使许多女性退休者成为贫困者中的最贫困者。当然女性并不是贫困的垄断者，由于该地区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非常明显的出现了“赢家”与“输家”。赢家是极少数成功的企业家精英群体以及那些“灰色经济”的获益者，而输家却数以百万计（贫困线以下的俄罗斯人有5800万）(世界资料手册，俄罗斯，WFB，1999)。

　　公正的西方学者也承认，共产主义至少承诺通过增加教育、就业、政治参与机会来解放妇女。不幸的是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引入并没有做出这种承诺。共产主义政权的社会政策与妇女有直接的关系，当前许多后共产主义政权却极少考虑妇女的利益。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提出了法律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很容易被忽视。由于政府希望在经济、政治稳定后解决“妇女的问题”，女性的就业、政治参与、生育权利等问题就被漠视了。妇女的权利应该成为转型的内在部分，而不是转型后才考虑的问题。

　　俄罗斯东欧的人口损失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稳定条件下的人口负增长不同，是让普通民众尤其是女性承担社会转型代价的社会不公的结果。本来期望象西方妇女那样得到琳琅满目的项链、首饰、化妆品的东欧女性非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失去了她们曾经拥有的尊严，又受到新的锁链的束缚。要保障自己的地位，女性必须关心政治、关心社会，不要等到后悔时才理解那些东西跟自己密切相关。

　　俄罗斯东欧的人口损失虽然不是剧烈减少，但是这种钝刀子割肉或者慢火加热式的损失却让人民更加痛苦、更长时间忍受煎熬，因为这样容易使问题被掩盖起来，得不到及时解决。有良心的学者不应该对这种现象视若无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唤起社会、世界的重视，要让历史对始作俑者进行公正的审判。

　　（作者单位：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主要参考文献：

　　LaFont，S.，Editor，1998，Women in Transition：

　　Voices from Lithuania，SUNY Press，New York。

　　LaFont，S.，2001，One s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

　　women in the post-communist states，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ume 34，Issue 2

　　Barbara A. Anderson，2002，Russia Faces Depopulation?

　　Dynamics of Population Declin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Vol.23, N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