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长沙晚报》报道：从本月起，长沙率先全省建立政府新闻通报制度，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各界通报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重大新闻信息，营造更为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新闻通报以“真实、客观、准确”为原则，每月发布一次，遇重大疫情、灾情或者突发事件按规定报省、市有关部门审批后以最快速度随时发布，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政。

　　政府进行新闻通报，不仅是政务公开的重要途径，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政府习惯的重大改变。常识告诉我们：习惯、尤其是数十年养成的陈习，改变起来往往十分困难。而认真研读该市“新闻通报制度”后，笔者对该市政府能否彻底改变习惯尚有疑虑。疑虑的依据如下：从该举措本身看，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制度意义”，是一种理念，缺少的则是标准。而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任何制度都和标准有关，甚至，标准是构成某种制度的主体和关键。或者说，只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具体标准体系，才能使制度成为真正的制度。

　　“标准”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标准常常是量化的或包含量化成分，“量”往往具有不容怀疑的说服力，不允许过大的弹性边界，更不容许随意改变对一种事物的认定；标准往往是公开的，所有有关人群都有权知道它的存在，并借此监督其执行情况；标准一经确定，便成为一种“客观”事物，包括权力在内的任何外在力量和人为因素都不得随意改变它。标准虽然能够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化进行修订，但现行标准常常表现出神圣不可侵犯性，正是因为标准的这种特点，才使建立在标准基础上的制度具有充分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回到长沙市的政府新闻通报举措再来看标准与制度的关系：“真实、客观、准确”是该项制度的原则，而“原则”一般应用于宏观、整体把握，传统政府语言中常见的“原则上”一说，则每每意味着可以游离于“原则”左右甚至“特事特办”，其弹性边界确实很大。这里，缺少的恰恰是一种基础的东西－－标准，即哪些事应被列入政府需通报的新闻。“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并不能充当标准，因为它太抽象。只有建立一套很具体的标准，才能借以衡量随时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并把属于政府新闻者毫不犹豫地放进拟予通报的“筐”里。只要进了这个“筐”，无论该新闻有利于政府形象还是不利于政府形象，将给政府造成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责无旁贷地进行通报。政府新闻的标准还应公之于众，以接受公众监督。因为：就一个地方而言，哪一条新闻该通报，哪一条不该通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假如事后证明某一新闻政府该报而未报，公众完全有权依据“标准”向政府问责。

　　“遇重大疫情、灾情或突发事件按规定报省、市有关部门审批后以最快速度随时发布”，似乎更需要标准。重大疫情、灾难等等，既是政府新闻通报的“谨慎点”、敏感点，也是改变政府过去喜欢封锁消息之习惯的难点。这类事件领域不一、大小不一、涉及面不一、可能的后果不一，没有一整套具体详尽的标准，让“省、市有关部门”究竟依据什么进行甄别和审批？也许莫衷一是，也许由官大的个人说了算。

　　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标准”的国家，这甚至可追溯历史发展和中西差异。闹“非典”那阵子，口罩旺销，于是五花八门的口罩都冒了出来。后来发现，泱泱大国竟然连口罩的生产标准都没有。没有标准，则无法规范市场。商品产销是这样，政府制度以及行为同样如此。正是因为长期缺乏标准，才给了权力至上、个人说了算、官员随意性等等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反过来说则是：正因为以“人治”为特征的政府意识、政府习惯的顽强存在，才使得许多亟待建立的标准体系迟迟建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