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3日电北京晚报、新华社记者综合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廉政建设的力度，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

　　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达2916人，比2000年的2749人净增167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215人，比2000年的172人净增43人。职务犯罪向高层延伸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特点之一，也是职务犯罪中危害最大、影响最坏、性质最严重的犯罪。

　　反腐利剑出鞘 斩落多名高官

　　对于那些“硕鼠”和“蛀虫”们而言，从去年至今无疑是令他们心惊肉跳的一年。

　　2003年4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开始对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审查。

　　2003年8月9日，新华社播发了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开除党籍的决定，程维高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开除党籍的省委书记。

　　2004年2月12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执行死刑。他是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据统计，2003年，全国共有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查处(其中3名正省部级)，如此多的腐败高官被查处，如此多的腐败大案要案被公开披露，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仅见。中国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为什么如此声势浩大的廉政建设不足以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现行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存在漏洞和缺陷，要根治腐败，必须立足治本，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加快廉政法制建设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陈惠娟说，古今中外的腐败行为，表现形态主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监督制约，必然产生腐败。从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大案可以看出，腐败都与行政审批权有关。他们滥用权力，个人违规批土地、批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等，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走上犯罪道路。

　　为了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治力度，有必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对贪污、贿赂行为以及其他腐败行为惩治的法律规定。许多代表建议，按照使腐败“成本”大于“利润”的惩治腐败的原则，制定更严厉的惩治腐败的刑事、行政和经济的法律制裁措施，使腐败者在法律的威严面前，胆战心惊，不敢妄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杨伟程的话意味深长：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只有抓住反腐倡廉工作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才能确保反腐败斗争逐步转到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上来。

　　私欲无限膨胀 公仆沦为罪人

　　一个腐败分子的腐化堕落，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自身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如果精神支柱动摇了，私欲膨胀，必然抵御不了种种现实的诱惑。

　　结合近年查处的案件，“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傅延华代表分析了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的几种类型：权力膨胀，脱离监督与制约，把权力作为“升官发财”的资本，“糖弹”一来，必中无疑；越权、揽权，使权力变质，把权力与金钱、官位、人情混为一谈，哪里有利可图，就把权力覆盖到哪里；以权谋私，一旦沦为金钱的奴隶，必然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疯狂敛财而不能自拔，直至被钱欲淹没；以情谋私，以不惜牺牲人格为代价，“傍大款”，交“酒肉朋友”，最终落入人情交易的陷阱；不洁身自爱，台上台下两种面孔，人前人后两种作为。权欲、色欲、钱欲一经交融，腐败就不可逆转，公仆必成罪人。

　　代表们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要通过有效的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过好权力关、金钱关、女色关。有没有理想信念，是检验一个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关键。能不能过好“三关”，是对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严峻考验。

　　立足于教育，防范于前，监督在中，惩戒于后。代表们认为，我们既要设置党纪国法防线，对那些触犯党纪国法的必须惩处，又要设置道德防线，对干部及时提醒、打招呼，把关口前移，防微杜渐，使更多的干部不至于滑向违法乱纪的泥潭。

　　“反腐道路任重道远，前景光明。”刘国信代表说：“反腐败是有着广泛而深厚民心基础的道义事业，因而，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

　　纠偏才能补弊，激浊始能扬清。代表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标本兼治，着力治本，反腐败斗争就一定能深入发展，我们党也能够永葆先进性，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完善制度反腐 防惩双拳并重

　　治国先治吏。要建设一届清廉政府，仅有反腐倡廉的决心当然是不够的，惟有建立起一套预防和惩治并重的长效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中纪委研究室反腐专家李永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3年反腐行动的特点是，雷声大，雨点也大。”从这紧锣密鼓的“雷雨”声中，中共反腐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的特点正初步显现出来。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反腐的主要载体是战争环境；建国后，反腐的手段是‘运动’和‘权力’”，李永忠认为，这两种反腐措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没有制度保障。随着我国反腐工作发展的需求，党的十六大对制度反腐进行了总结，将反腐制度建设提高到了一个重要位置。目前，中国反腐工作已经提出建立“一个科学体系”(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而经过十三年磨一剑，2004年初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了六大监督主体、构筑起完善的监督网络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3年、执政55年来颁布的第一个党内监督条例；同时，我国还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推动国际反腐败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收缩了外逃贪官们的生存空间。

　　李永忠认为，这些举措无疑会为今后的制度反腐提供良好的保障。今年，反腐工作还将进一步完成从“权力反腐”为主到“制度反腐”为主的转变。在监督方面，首先是加强事前监督，使得事后监督稳步向事前监督推进。在查办案件方面，今后也要面临三个转变，一个是从小作坊式的“个案反腐”向大规模的“集约式反腐”的转变。第二是从纪检监察机关单打独斗式的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合成作战，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2003年一个新的动向是第一次在通报中表扬了举报人郭光允，这为历年反腐所没有。它的昭示意义在于有利于启示和调动更多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反腐力量。第三是从侧重“打击腐败”向“预防和惩治腐败并重”转变。李永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今后应加大对资金、物资、权力密集领域的监管力度，同时要更加注重反腐的成本核算，要用加大腐败成本的方式去反腐败。(秦杰、翟伟、丁锡国、王海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