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团赵林中代表说，参政议政督政是权力，更是责任，要履行好代表职责。

　　本报记者　刘龙摄

　　卢荣景委员、王均瑶委员———

　　构建全社会支农体系

　　本报记者　沈文敏　施娟

　　卢荣景委员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要做好“减、增、保”三字文章。“‘减’就是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产粮大省的一定要兑现。‘增’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给予支持和保护。‘保’就是保护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快农民医疗保障步伐，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上海浙江商会会长王均瑶委员提出，应该把实施“志愿者服务‘三农’计划”与“光彩事业行”相结合，将“志愿者服务区域”扩展、深化，吸引民营企业加盟。他认为二者结合起来可汇聚民营企业的经济力量和义利兼顾的理念。“光彩事业行”是我国民营企业回报社会的创业行动，这种结合使“志愿者服务‘三农’计划”有了经济支撑，资源整合得更加完整、合理，社会参与度更大。

　　张建欣代表———

　　生态建设莫搞“形象工程”

　　本报记者　董建勤

　　山西省朔州市市长张建欣代表说：“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建设项目必须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片面追求生态建设项目而不考虑当地‘三农’问题实际，这些生态项目最终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成为毫无意义的‘形象工程’。”

　　朔州市几年来积极推行退耕还林政策，提出“做生态文章，打乳业品牌，建畜牧强市”的发展战略，把以奶业为主的畜牧业、种草业作为富民工程来抓。同时，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加大对“三农”投入，为农民增收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2003年，牧业人均纯收入增长67％。张建欣代表强调：“只有把农民增收作为建设生态项目的第一要义，才能实现生态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双赢。”

　　赵留安代表———

　　对西部航空发展要“倾斜”

　　本报记者　王慧敏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航空运输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迅速提高西部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航新疆航空公司总经理赵留安代表认为。

　　他说，西部地区城市相距较远，由于铁路、公路建设投资大、周期长，难以很快形成发达、完善的交通网络，发展航空运输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优势，但同时又存在运输业务量有限的不足。因此运营成本远高于东部，不具备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急需国家采取倾斜政策。如：对西部地区新建和改扩建机场适当增加资本金的投入，并对骨干机场的股份制改造和多方融资给予政策性的支持；在支线机队配置方面，减少对飞机引进机型的限制，让企业根据自身实力和当地特点自主选择。

　　罗金保代表———

　　道口属地管理政策须改革

　　本报记者　原国锋

　　“安全事故猛于虎，铁路道口安全隐患不但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还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损失。”大同铁路分局分局长罗金保代表说。他介绍，去年仅在大秦（大同至秦皇岛）线就发生路外伤亡事故417件，其中造成人员伤亡392人。平均每件事故致使行车中断45分钟，按每8分钟发一列车计算，共计2300多列车因此停开。

　　“要有效控制道口交通事故，必须在制度上加以完善。目前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如果护路联防费只落实到发车所在省（地），而铁路途经的其他省、市没有落实到这部分经费，就很容易导致道口‘无人看守’。”罗金保代表建议成立综合治理小组，从资金、管理、人员各方面入手，将护路联防责任落到实处。

　　闵乃本委员———

　　基础研究的投入必须加大

　　本报记者　张玉来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将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闵乃本委员说。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虽有增加，但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02年我国基础研究（BR）投入为研发（R&D）经费的5．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5％，也低于印度。而我国的研发经费同样不足，2000年我国的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1％，同年美国是6．4％，日本是3．9％。

　　闵乃本委员指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着眼于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战略层面必须提前部署，使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BR／R&D）在2010年能够达到15％。

　　王永康代表———

　　高新区要打破“终身制”

　　本报记者　江南

　　“现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大都兴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十多年来一直未能引入竞争淘汰机制，落后者不能退出，先进者不能进入，这种终身制不利于高新区的长远发展。”宁波市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王永康代表这样指出。王永康代表认为，国家级高新区的品牌属于政府的无形投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是改革的趋势。他建议，打破国家级高新区“终身制”，完善高新区指标评价体系，定期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和发展较好的省级高新区进行评估，实行末位淘汰和省级高新区首位晋升激励机制，保持国家级高新区的动态平衡。

　　陈铎委员———

　　抓紧抢救流失海外的文物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沈文敏

　　“据不完全统计，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庋藏的中国文物约有百多万件。”新闻出版界陈铎委员提起这个话题特别着急。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归还“被无理剥夺的文物”、“原址保护”等主张，目前已出现了有利于文物归还原属国的国际环境。

　　陈铎委员建议：一、由国家立项，政府牵头，制定全面、系统的规划。二、逐步摸清流失文物的状况。目前已开始这项工作的民间组织资金、人力各方面困难较大，建议采取民办公助方式。三、采取回赠、回购、讨还等方式多渠道争取流失文物回归。四、充分发挥民间的积极性，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对民间组织予以一定支持和肯定。五、采取国家拨款与民间筹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解决经费问题，发行“国宝彩票”，解决回购资金。

　　《人民日报》 (2004年03月14日 第五版)

　　香港团范徐丽泰代表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送给香港的最大礼物。”

　　本报记者　顾玉清摄

　　重庆团白礼西代表认为，“三农”问题牵动人心，企业界更应为解决“三农”问题做贡献。

　　肖勤斐摄

　　湖北团俞学锋代表说，人民代表在工作方式上要创新，改进代表监察方式。

　　本报记者　刘龙摄

　　河南团毛万春代表说，要反对司法腐败、坚决维护司法公正。

　　本报记者　王明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