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

　　阎连科的长篇新作《受活》是一部异常罕见的奇特之作。它延续了作者在《日光流年》中对苦难的思考，于幽默嘲讽之中，凸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在寻找生存变革时的荒诞性努力，揭示了某些隐秘而又吊诡的意识特质，以及它们在与市场法则对接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癫疯式情形。可以说，《受活》是一曲乡村苦难的生存悲歌，但是它却通过强烈的喜剧化叙事情境得以彰显。

　　小说设计了一个叫受活庄的偏僻山村，不仅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时常六月下雪，冬日酷暑），而且绝大多数村民均有残疾。这种生存境域的贫困与绝望可想而知。但是，土生土长的柳鹰雀县长却要雄心勃勃地带领全庄百姓踏上小康之路。他的致富思维是：在当地建立一个庄严宏伟的列宁纪念堂，然后从解体后的苏联将列宁的遗体买回来，让无数旅游者前来瞻仰并收取门票。为了筹集巨额的“购列款”，他不仅充分利用一切海外侨胞的关系，又通过“受活庆”的启发，成立“残疾人绝术团”，在全国巡回表演……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动下，受活庄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富梦想，随即又在被劫与折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场癫狂式的求富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欲望的突围表演，而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各种伦理思维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纠缠，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梦魇所笼罩的苦中作乐式的“受活”。

　　这种直逼荒诞真相的叙事目标，最集中地体现在县长柳鹰雀和受活庄的精神领袖茅枝婆身上。这是两个价值观念与政治愿望截然相反的权力人物，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要不留余地地让受活庄进入自己内心预设的生存轨道上来。由此，两人之间便出现了自由与癫狂、求存与发展、平静与骚动之间的尖锐对抗。这种对抗，既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又折射了权力的控制法则。柳县长内心的求富梦想，固然有其政绩和仕途的需要，有其“父母官”角色的自觉发挥，但从本质上说，还是由于他对权力规则的理解与纷乱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他在处理焦灼而又无奈的生存现状时，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荒诞的深渊。而茅枝婆作为一种革命化的经验符号，在历史的多次教训中，自觉地形成了“对权力不信任”的观念，所以，她的惟一抗争目标，就是要让受活庄自由而平静地活下来。同时，这两个人的对立，又凸现了欲望诱惑与理性法则、非理性的政治热情与客观化的生存秩序之间的潜在冲撞，也由此导致了柳县长理想的破灭和受活庄最后重归于“天堂般”的平静。在这种平静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作者对现实生存的不安和无奈，苦涩与悲悯。

　　事实上，《受活》之所以让人颤栗不已，就在于作者通过极端的撕裂方式，对某种无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肢解，展示了权力思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构性本质。它以反逻辑的超验性叙事为支撑，通过对一些基层权力人物癫疯式的政治思维、畸恋式的致富追求、以及单一化的领导方式的喜剧性披露，使我们在一种高度隐喻化的叙事场景中，看到了人性的许多悲剧真相。它是想象的狂欢，幽默的舞蹈，又是尖锐的反讽，悲剧的裸示。正因如此，《受活》才显得十分丰沛，具有广阔而又奇特的解读空间。（《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