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面临断炊的民工向他们的“领导”索要可怜的50元，“领导”给了他们迎头一击，这一击击中的是法规的软肋，这个软肋就处在执行者那里和机制上面。

　　不要忘了，50元，在一些富者看来，不值一提，但它却实实在在是某些生活在暴力阴影和无爱空间中的民工的10天工资。私人用工者的智慧在这方面用到极致，国外有周薪，我们就有1/3月薪。在我看来，这纯属扯淡。

　　《劳动法》到底是文本样的东西，如果少了严格的执行和施加到违规者身上的令其胆寒的处罚，那么，它终究只是文本。客观上，文本本身不会去阻止暴徒狂砍10多名讨薪民工，也不会阻止暴徒狂殴数名讨薪民工。

　　倘如此，那便存在着一种机制的缺失，如果令人敬畏的机制消隐了，即使砍民工的暴徒被抓，那也不能防备另一群民工的被打。此新闻报道便是明证。

　　这种机制与政府部门有着绝对关系。但是也不尽然，民工群体便曾被很多有识之士批评，批评其“不争”，不懂维护权益。还有一些同志建议民工当发现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当然，办法很多，还可以打官司，而就有人打了一场难以言胜的官司。

　　这些意见不能说不好，可是，当民工连50元钱都难以拥有，当民工连饭都吃不上，当民工连起码的文书都不会写，当用工者牢牢扼住了他们生存的命脉，并且很少有政府部门严厉纠偏，比如那混蛋的工资形式，实际上他们通往依法维权之路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投诉可能，看上去很奢侈，由于缺乏有关部门的“共振”，简直是不能完成的“任务”。

　　《江南时报》 (2004年03月16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