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据8月26日《人民法院报》报道，浙江省玉环法院近日在一桩买卖合同纠纷案庭审结束后，向该案中出庭作证的四位证人支付了误工费、交通费等。证人领款时说，“接到法院通知书，得知出庭作证还可以领取误工费，觉得新鲜。我们打官司误工费有了保障，以后我们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会更高”。

　　长期以来，出庭作证在我国被设计为知情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这在三大诉讼法里都有具体体现。然而，这项由法律明文设定的义务却在实际生活中演化为了“橡皮筋”，证人出庭难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诟病。分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不外乎传统观念、执法环境等，而关键其实还是证人权利保护的缺位。

　　在法治国家，权利与义务应当是对等的统一体，法律在赋予公民权利的时候，也要为其设定相应的义务，反之亦然。只赋予义务不给予权利同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一样，都是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的。证人出庭作证是司法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从保障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查明案件真相的角度出发，国家应当将出庭作证设定为一项法律义务。但是，公民出庭作证承担的是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受损的不利后果，其不仅要因此损失一定的工资、奖金和劳动收入，额外支付出庭交通费、住宿费等，而且还会受到人身威胁。法律在设定这种讲究付出的出庭作证义务同时，就应当完善相应的补救性权利。而赋予出庭证人经济补偿等权利，让出庭证人失有所得，则无疑是一项弥补证人出庭不利后果的制度关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经济补偿权等被法学界公认为是证人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但我国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相关规范笼统模糊，整个法律对证人权利的设定存在严重欠缺，出庭作证也因为缺乏补偿措施而被人们认为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客观上阻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玉环法院向证人支付出庭费，把证人应然的权利纳入了司法实践操作，无疑是刺激证人出庭作证的承诺性举措。然而，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这种带有个案性质的“新闻”。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完善对证人的权利保护机制，通过立法赋予证人应有的权利，其中不仅单是经济补偿权，还应当包括人身受特殊保护权、身份保密权、公务不受影响权、控告权、作证豁免权等。因为，这不仅是鼓励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需求，更是现代法治社会尊重个体权利的内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