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

　　杨兰春，籍贯河北武安县，1920年生，国家一级编剧，曾任河南豫剧院艺术室主任兼三团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剧协副主席等职，现为中国剧协顾问、河南省文联顾问、河南省剧协名誉主席。代表作《朝阳沟》《朝阳沟内传》《小二黑结婚》等。《朝阳沟》1958年在河南剧院首演之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曾五次进京演出，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员。1982年，《朝阳沟内传》又大获成功，进京演出20余场，场场爆满。同年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这是河南省戏剧界第一次获此殊荣。不是一个人的历史

　　郑州市经七路文联家属院外，是一片纷乱嘈杂的工地景象：文联院里的一栋楼正在拆旧建新。在家属院最里面的一栋楼里，我敲响了杨老的家门。

　　进屋后，杨老拉着我的手，让我在一张简朴的旧沙发上坐下，用浓重的方言告诉我：“中过一次风，走路不得劲儿了。耳朵背，看人也是重影儿。”上茶寒暄之后，他突然问我：“你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一接你的电话就知道了。”脸上呈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得意。又说屋里暖和，要我把红围巾摘下，我索性开玩笑道：“不摘，黑毛衣配红围巾，这么戴着您看着好看。”他大笑，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我忽然明白，这个83岁的老人已经开始琢磨我了。———银环，拴保，二大娘……他戏里的诸多人物，就是通过这样的观察和积淀走出来、“活”起来的吗？

　　他穿着一身家常的黑棉袄棉裤，脚上是黑色“豆瓣棉鞋”，罩着一件绛紫色的马甲。鼓胀胀的冬服严严地裹着他，却还是能让人一眼就看出他的瘦弱。阳光照在他的白发上，闪烁着一种晶莹透亮的光泽。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70年前的一天，也是这样的阳光吧？13岁的杨兰春为了给家里省口饭，开始四处谋生。他当过和尚敲过木鱼，当过补锅匠拉过风箱，14岁时投奔到武安西部山区的一个小戏班里落脚，并按规矩立下了文契：“立嘱徒弟人杨有根（杨兰春原名），甘愿为徒。三年满，四年圆（为师父效力一年），悬梁服毒，投河奔井，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与师父一概无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由一个擅长“出洋相”的机枪排战士成了一名宣传队队员。

　　50年前的一天，也是这样的阳光吧？33岁的杨兰春从北京棉花胡同里的中央戏剧学院走出来，回到河南，编导出他的第一部豫剧《小二黑结婚》。5年之后，省文化局的一位领导找到他，对他说：“兰春，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你写个剧本排一排行不行？”往桌子上给他放了两盒烟就走了。一周后，《朝阳沟》出笼。1958年3月20日，《朝阳沟》在河南剧院首演，参加全省文化局长会议的人员都来看了这场“跃进戏”。4月中旬，周恩来至河南视察，看了《朝阳沟》，一展欢颜。夏天，《朝阳沟》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现代戏曲题材联合公演，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和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一个阳光温柔的下午，我在倾听和解读一位老人的历史。但我心如明镜：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历史。那个夜晚的灯光照出的道路

　　素墙素地，连最普通的地板砖和立邦漆都没有。我想，自从他住进这个屋子肯定就是这个样子。裂了缝的木窗棂外，粗壮的松树点缀出冬日里珍贵的绿色。偶尔有孩子们的嬉戏声传来，脆亮悦耳。

　　“你经常出去走走吗？”我问。他摇头。我猜测说，要是腿不力的话可以坐上轮椅去逛，反正住在一楼，很方便。他仍是摇头。我有些惊讶。总觉得他应该是喜欢热闹的，也应该和那些喜欢他作品的人在一起多坐坐，享受一下尘世纷杂温暖的呼吸。但这个固执的老人，他说：“不。”我蓦然意识到，他是不是自己的方式敏感地维护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这突然让我的心里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敬意和疼惜。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40年前，也是这样的阳光吧？1963年的最后一天，一辆专车早早地把他和《朝阳沟》演职人员送到中南海怀仁堂。晚上，他见到了毛主席。在那个年代，见到毛主席几乎是每个人的最大的梦想和荣耀。“心里只想流泪。”谈到这个常常被形容为无比重大的历史情节，杨老如此说。他把目光投向窗外，久久沉默。

　　我没有再询问那时他的情形。我明白：作为一个辞旧迎新的艺术家，他对新中国和毛泽东的感情，也许都在这一刻抵达了最高潮。这是他的艺术生命在政治琴弦上奏出的最强音。此后他以持久的热情把最美好的年华和智慧无怨无悔地给了豫剧。“文化大革命”是一段空白。“文化大革命”前，他的戏是30部。“文化大革命”后，他的作品是14部。其中又以《朝阳沟内传》最为出彩。1982年，已过花甲的他与三团立下军令状，精心编导了此剧，排演18天后在郑州公演，连演106场，9月，剧组进京演出20余场，无论在省会还是在首都，都场场爆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文章。同年，此剧获曹禺戏剧文学奖。1999年，79岁的他大病初愈，还用左手托住右臂带动右手，一字一字写出了《苗郎审爹》。

　　“你这个大编导当年那么厉害那么风光，追你的人一定很多。”我调侃。他摇头：“没有。一是别人不敢追，二是自己太拖拉，也不敢向那方面想。”他的神情突然有一种可爱的羞怯。我想：除却生活中的男女话题，其实他内心早已经有了一种最美好最纯净的爱情，那就是豫剧。他爱豫剧，豫剧也爱他。他把自己献给豫剧的同时，也拥有了她。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他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自己人生的传奇。谈话偶尔会被其他的问题冲开，他问我每月多少工资，爱人做什么工作，孩子多大了，房子多少平方米，听说我和爱人异地工作，他还和我打趣：“可得看好他啊。”又问什么是封闭高速公路，我在纸上画给他看。这时的他，平常得如同乡村里随处可见的晒暖儿的老头儿。他的翅膀和他的幸福

　　回忆是一个老人的常态，也是一个老人最大的快乐。“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回忆中。”有人如此说。而他的回忆也像是一种充满个性的创作。他讲所见到的亲属当中母亲卖子，“十冬腊月把孩子卖了，大年五更吃顿饱饭就像吃孩子的肉。”我泣。他讲月光下遭遇日本鬼子时机智地脱衣保命，我笑。他讲在“抢救运动”中差点儿被当作特务枪毙，我惊……时而扛枪，时而瞄准，时而大吼，时而叹气，他投入得像在舞台，无邪通透，还时不时地抓起我的手放在胸口，问：“你真的喜欢戏？你真的爱听《朝阳沟》？你没有骗我吧？”

　　总是离不开他生命核心的《朝阳沟》。这个聪颖的老人，对戏剧在年轻人心中的位置是如此地忐忑紧张，疑虑重重。我只好给他背了两句台词，他仿佛才信了。我对他讲我在学校时班里元旦晚会排节目也还有《朝阳沟》选段。他说：“肯定是‘亲家母，你坐下’那节。”我说我还演了个角色呢，他说：“肯定是巧真。”我大笑。他真是机敏极了。就是巧真。巧真是这段戏里最简单的角色，只有一句词：“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这个阳光清澈的下午，我听他讲登封市大冶镇曹村和《朝阳沟》的渊源，讲1957年他和那里的老乡一起挑水浇麦，老农和他聊天：“老杨，要是读两天书上两天学都不想种地了，这地叫谁种呢？哪能把脖子扎起来？”讲曹村的支书“文化大革命”时悄悄地看望他，讲曹村和他的原籍河北武安争夺“朝阳沟”这个文化品牌……有许多人曾困惑：很多紧跟政治的作品都被淘汰了，为什么产于“大跃进”的《朝阳沟》还有着这么长久的生命力？他的讲述让我给这困惑找到了一个最坚实的答案：“这不是写大跃进的戏，是写大跃进时期青年思想感情的戏。”政治运动可以有对错，但感情没有。他没让银环和拴保一亩地种出五万斤粮食，没让银环组织铁姑娘队日夜大战，更没让他们大抓坏人搞阶级斗争……他似乎直觉地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适合写什么，少去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虽然不可避免会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但扎实的生活积累、丰富的艺术表现和他对农民对乡村对土地的诚挚深情还是构成了整个剧本最丰沛的底蕴。在强硬的时代背景下，他乘着民间语言的健壮翅膀，坚持着最基本的艺术良心和艺术原则，以最朴素的现实主义力量，让《朝阳沟》住进了千家万户。以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代表的豫剧三团的创作风格也成为长期以来在河南豫剧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流派，他被称为这个流派的旗帜。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值得的付出、最增值的回馈和最甘醇的幸福，也许他都得到了。这样的选择当然也要付出代价：“文化大革命”伊始，有人要求给银环加几段毛主席语录，被他拒绝，从此他被阻止随团演出，《朝阳沟》也被江青下令修改批判了8年。他静默片刻，突然说：“在文艺界一辈子，有句话我受益最大，送给你：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

　　黄昏时分，该告辞了。他执意送，我说：“你不是不出门吗？”他说：“我在门边露一下头。”出了门洞，转身看看，他真的只露着头。我走了几步，悄悄回去，他还保持着那个姿势。我和他挥手，说：“回去看戏吧，央视11频道，全是戏。”他摇头说：“看那个不过瘾。”

　　（本文作者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散文集多部，长篇小说1部。曾获首届河南省文学奖。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