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德明是重庆市云阳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虽然在温总理的帮助下讨回了工钱，又到央视露了脸，候选过“年度经济人物”，但她的农民性质和生活方式一点没有改变。可正因为这些看似与“关系”无关的事情，不仅让熊德明成了明星似的人物，还让她成了帮讨工钱的救星。

　　据媒体报道，至近日，熊德明已接待了600多个请求帮讨工钱的民工。尽管熊德明为难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煮饭喂猪的”，但远道而来的民工均表示“不可能，不可能！”熊德明只好远走他乡。

　　众所周知，除和总理握过一次手之外，熊德明确实与中央任何领导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她本人怎么辩白，找她帮忙讨工钱的民工都不相信。不难想见，民工们不惜花路费前来找她帮忙，不仅源于一种阶层认同感，更在于对其“关系”的迷信。这些朴素的民工认为，只要有了“关系”，就能讨到工钱；熊德明既然有幸见过中央领导，当然能为同等遭遇的民工讨到工钱。

　　通过“关系”拿到工钱，这是民工们普遍认同的维权路径。在法治社会，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关系”上面，确实有些过时。但如果我们对民工地位有了深刻认识，就会发现在他们看来，这种方式并非愚蠢的选择。相反，让领导出面主持公道，民工们所支付的讨薪成本最小。

　　民工们对熊德明“关系”的认定，寄寓了一种古老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正义的伸张和个体权益的维护，必须依靠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的矫正来实现。很明显，这种文化产生于等级社会而绝不是民主法治社会。这样的文化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公民心中已经淡化得差不多了。可在处于底层的民工心中，他们仍对此保持着神往。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更高的“觉悟”，更何况熊德明的遭遇又像活教材一般强化了这种文化的作用。

　　对民工们找熊德明帮忙的行为以及熊德明的无奈，我们只有苦笑。做了活就得给钱，这不仅是法律上明明白白的条款，甚至可以说是自古而然的天理。可是，就是这种最起码的公道，民工们还得依靠最古老的方式去实现。对此，那些依靠纳税人养活的政府官员，是不是该在皇天厚土面前好好反省一下？

　　熊德明离开家乡走了。我真希望，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她的“关系”不再为人所熟知。要不，这个瘦弱的中国农妇，如何承担得起这么大的民意期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