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历史上数额最大的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17日在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被告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林业处原处长尹西才，因贪污人民币570．9447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27．2912万元以及财产来历不明人民币1901．38819万元、美元66．82165万元，一审被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新京报》3月18日）

　　尹西才案最令人惊讶的是，财产来历不明竟高达人民币2000多万元，远远高于贪污的近600万元；而一审仅处死刑，还要缓期两年执行。2000万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竟无可奈何，实在难以令人理解。

　　近年来查办的贪官，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即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数额也越来越大，甚至比贪污、受贿的数额要大得多，尹西才案可谓典型，但谁能说到顶了呢？

　　其实贪官对自己的财产，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无论是贪污而来，还是受贿所得，心中多少都有数。比如行贿总有目的，拿了钱就得替人办事，办成办不成总有交代，能忘记吗？再如收了“买官”钱，“买官”者是否得到“官职”，没有忘得了的。说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款项记不得怎么来的，恐怕连贪官自己都不信！

　　巨额财产而“说不清来源”，原因究竟何在？贪官不老实而狡猾，固然是重要原因，而法律本身也许有漏洞。《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了如此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则规定，贪污或受贿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对“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相当轻。试想想，如果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有被判死刑的可能，而200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仅仅只能被判5年内有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怎么不会被贪官用来做“避难港”？

　　还要看到，巨额财产不查明来源，行贿者将得以逃避惩处。这么大的漏洞不堵住，除恶务尽恐怕会落空。

　　无可讳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查证落实上的确难度很大，但是如果不规定数额的上限，数额多少都是同一处罚，实际上就等同于放弃追查；而放弃追查就意味着放跑行贿者———这无异于纵容犯罪。

　　有鉴于此，今年“两会”有人大代表呼吁，及时对刑法相关部分进行修改，提高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期。我以为修改的思路有二，一是应该设定上限，不能让“巨额”无边无际；超过上限的，无论难度有多大，都必须追查到底。二是修改量刑，即与贪污同罪同罚。单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身遇到的尴尬而言，这样修改有一定意义，但只能治标。

　　治本之法，在于建立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尽快出台“申报财产法”，即世界上称之为的“阳光法”，——取公开、透明之义，比喻形象、生动。就其意义而言，这是一种反腐败的预防机制。从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看，数额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已非个别案例。究其所以然者，贪欲恶性膨胀固然是重要原因，但财产缺乏阳光法下的透明，绝对不能忽视。如果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这种现象应该得到遏制，而且还可以及时挽救失足的官员，最终还可以取消涉嫌“有罪推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稿源：红网)(作者：文志传)(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