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余世存专栏

　　民政部日前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使得社会财富的流向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意料之中的是，人们多在关心基金会涉足证券市场是否受限一类的问题——在市场经济里，任何新的事物都能够成为国人集聚资源或重新体制化的一个工具。对于基金会，人们至多想到它是一种慈善，而很少从社会空间的拓展或社会正义的实现的角度来理解它，很少关注基金会的社会前景、财富的品质或流向。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常被人们解释成缘于中国社会的“全面滞后”，这种滞后导致的大改革时代的社会繁荣由于缺乏一次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正名，使得我们对市场流行的概念名词的理解常常落后于我们的现实。例如，人们对慈善的理解停留在好人好事阶段，甚至以为那不是正业，只不过是饱食终日者自娱娱人的点缀。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清明和谐的社会空间相比，而且比不上自己的先人——有着慈悲善知善行的传统社会。同样，由于对财富的理解过于狭隘，人们以为财富就是一己之私或遂一己之私的工具，而忘记了财富流通社会的至善源起，忘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教化，也没有西人那样为上帝积累财富的清教伦理。因此，今天人们对财富的追求除了获得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认同，也就只剩下集聚财富的贪婪心理。

　　实际上，慈善在当代社会早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施舍和恩惠，而是一种人生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形式，慈善是一种正义。没有这种正义的基础或条件，人生就是失去原创力的摹仿生活，极易失去新鲜、趣味和意义；没有这种奉献于社会公益的行动，财富的展开就是单一的，而不是无限丰富的，用传统的话说，为富者极易流于不仁不义；没有这种基于正义之上的经济政策或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就不能说政府尽到了全部应尽之责，用传统的话说，政府就没有完全施行“仁政”。

　　这当然不是传统意义的仁心仁政问题。现代社会学理论证实，强者通吃，其对资源、财富的占有是建立在弱者的权利和机会被剥夺基础上的。因此，强者在经过自然地聚敛资源财富的阶段之后，自觉地对弱者进行反哺，是一种人生正义或社会正义。在发达社会，从企业家的企业到个人，都对社会或弱势阶层进行反哺，西方人大多数一年收入的近1／10都捐献了出去。这也是中国的圣贤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令人遗憾的是，观念落后导致了我们生活方式的简单化。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指出的现象适于我们的社会，“西方发达国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正在被组成许多团队前往几千英里以外的不发达国家，经常去到乡村中帮助和教育贫苦大众。与此同时，这些不发达国家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却想不到这样去做，而是愿意挤在城市中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或为了创造‘合适的’的工作而要求他们的政府扩大其行政机构。”不仅如此，已经占有资源财富的人对于人生社会失去了想像力，他们只会斗富比富，只会无限地重复聚敛财富的过程，只会腐化堕落。基金会及其相关的慈善正义事业在中国举步维艰，也多少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中关村的企业家曾说，他羡慕美国的同行能够生活得那么阳光。但美国的同行一直在实现自己的人生正义从而参与推动社会正义的实现。白手起家成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前年给基金会捐赠160亿美元令世人瞩目，麦当劳公司创办人的遗孀雷克·洛克女士去年向美国童子军捐赠则轰动社会。

　　强者反哺，弱势不再无助。这就是基金会所要发挥的中介作用，也是正义的力量。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渐上轨道，也正说明中国社会正义的实现有着广阔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