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张爱敬　编辑：孙源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一种现场，热衷于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举办眼花缭乱的节庆活动。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是气势宏大、明星云集的文艺晚会。而为请明星大腕前来捧场助兴，举办方不惜“公款追星”，动辄“砸”进几百万、上千万元。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些“公款”直接或间接来自纳税人，来自老百姓。“公款追星”归根到底就是“政府请客，百姓买单，明星发财”，是变相的“劫贫济富”，在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尤应需要减少甚至杜绝。政府搭台　明星唱戏“政府请客，百姓买单，明星发财”

　　为打造全国闻名的生态文化旅游新品牌，广西某县举办了第二届“桃花节”，并花费数十万元请来几位影视明星献演助兴。获悉情况后，全国政协委员黄婉秋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进行了披露，并愤怒地质问：“难道有明星出现了，你们的经济就会发达了吗？老百姓就拥护你们了吗？有这几十万元，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不好吗？”

　　据记者了解，这个县总人口28万，这次邀请的几位明星若按出场费60万元计算，则全县每人无偿“济”明星两元钱。这点钱对大牌明星自然算不了什么，但对当地仍不太富裕的农民来说，则是半瓶农药、半斤种谷、五个作业本。

　　实际上，“公款追星”并不是这个县所独有，全国许多地方都在上演着。江西某市为庆祝“＊都千年华诞”，举办了国际时装模特大赛和大型晚会。活动组委会主任在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说，这次比赛需要花较多的资金，初步匡算要500多万元。

　　这位主任后来介绍说，大型晚会争取落实的都是国内一流的演员，同时也尽可能地邀请一些港澳台的演员。“主持两人，演员大概18人，两个主持人都是在国内很有名的，一共是20人的明星队伍。”这些名演员、名主持的出场费是多少，这位主任没有透露，但以人均10万元计绝不算多。20位明星的出场费至少在200万元以上。

　　案例3：广西某县“柿子节”全县出动花费百万元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公款追星”现象尤为突出。一些贫困县搞活动也竞相请明星大腕来，一人10万元的出场费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全国政协委员、东方歌舞团一级演员李谷一讲了一个例子：广西某县搞了个柿子节，从北京邀请了包括她在内许多知名演员，举办大型综艺演出。花了上百万元，动员了几乎全县的老百姓前往观看。

　　案例4：长沙举办港台歌星“防汛减灾演唱会”被蒙走200多万元

　　地方政府被港台明星蒙骗，白搭巨额赞助费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有的港台明星打着“义演”的招牌，骗得政府许可和观众信任，真相却是义演不义，中饱私囊。长沙曾举行过一次港台歌星“防汛减灾演唱会”，但到审计机关介入时湖南省民政厅都未收到一分钱救灾款，演唱会组织者以演出费用名义获得的银行贷款200多万元，早在演唱会举行之前就汇往香港一家公司了。“公款追星”　苦了谁？乐了谁？

　　阳春三月，汽车刚驶入四川南部某县城，我们就看到黄色横幅“热烈欢迎孙悦、李湘等明星到我县演出！”尽管悬挂了半年，横幅有些褪色，但依旧传递出热闹的气息。一提到去年秋天艺术节请明星的事，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就直摆手：“算了算了，对于我们这个小县城来说，请一次明星太恼火了（四川方言，意思是麻烦），今年我们梨花节、西瓜节照办，但明星是再也不想请了。”

　　在承办“明星演唱会”的县委宣传部，我们找到了一份大红色的节目单。这位副部长的名字就印在舞台总监那一栏。他说：“我可以给你们算笔账，县里财政对演唱会只投入5万元，演唱会的成本是160万元，请明星花了70万元。门票卖了8000张左右，最贵的甲等票是280元，最便宜的80元。最后结账，县里的税收有10万元，应该说我们还是赚了钱的。”

　　“既然赚钱，为什么不愿再请明星呢？”

　　“这个嘛，这个账看咋算，你以为这些票都是个人掏腰包的吗，90％的票是县里给单位下了任务摊下去的。”

　　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幌子简直就是劳民伤财！

　　对于广西某县举办第二届“桃花节”这个事例，来自广西的全国政协委员黄婉秋批评起来毫不客气：“难道有明星出现了，你们的经济就会发达了吗？老百姓就拥护你们了吗？有这几十万元，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不好吗？你要是做得好，还需要用这种事情来给自己添脂抹粉？”“搞这么大型的活动，请大批的明星大腕，每次都得投进去几百万、上千万元的钱。钱从哪来？一是财政，二是企业赞助。总是打着‘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幌子，说是靠这个招商引资。热闹是很热闹，可是最后签下合同、真正实施的项目没有几个。简直就是劳民伤财！”

　　明星钱多是不争的事实。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当然他们拍电影、拍电视剧、接广告，通过这些方式获得了不少的收入。但据业内人士透露，无论对于小角色还是大明星，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出席公款操办的节庆活动，都使得明星赢得不少的金钱和较大的名声。

　　业内人士透露，去年内地一线当红歌星参加商业演出的价码是每场20万元至30万元，港台一线歌星则高达80万元至120万元。

　　去年夏天，一位香港女影星到东部某市出席一个剪彩仪式，仅露了20分钟的脸便拿走上百万元。还有一次，两位著名男影星到广西参加活动，演出当天赶到现场，一个做主持人，一个表演了一段诗朗诵，就轻松拿走13万元。

　　目前，明星歌手基本上都靠演出获取大部分收入。一位业内人士说，目前各地演出商都没有找到一个良性的挣钱方式，演出基本上都是依赖政府的支持和赞助方式。正是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支撑，才使歌手的出场费逐年提高，演出成本越来越高，门票价位也越来越高。“如果是按照真正市场化去操作演出，我相信歌手的出场费会降低很多。”这位业内人士说。劳民伤财　追问该不该追究“公款追星”者的责任

　　记者采访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公款追星”实为变相“劫贫济富”，拉大了贫富差距。

　　“公款追星”的根源是什么？一些社会学家分析认为，首先是当地领导想满足自己享乐的欲望，看看自己心仪的明星，上台跟明星握握手，说说话；其次是一些领导的政绩观在作怪，他们认为花点钱，把场面搞大了，气氛热烈了，就是人气旺了，经济发展了；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地方、少数领导没有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没有深刻领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没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公款追星”、“劫贫济富”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社会的不公，只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感。所以，对一些大型晚会、节庆活动，能不办的就不要办，能不请明星的就不请明星，把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该用的地方去。

　　“请明星参与大型活动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形象宣传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是政府出钱请明星往往太随意，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这样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干扰了正常的文艺演出市场。”一位长期从事文艺演出行业的演出公司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这位演出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政府在请明星参与大型活动时，往往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这几年陕西搞的一些大型活动基本都请明星参加，其演出门票也对外出售，但却赚不了钱。这样一场演出从前期策划、广告宣传到票务推广，是由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搞，他们不了解市场，也不懂得观众需要什么。愿意掏腰包的人自然就少了。”

　　“政府掏钱请明星，就是想利用名人效应吸引眼球，但明星效应并不能提升活动层次，钱花了事却没办好，与初衷背道而驰。陕西省是文化大省，与公款追星相比，我们的仿唐乐舞、民歌、秦腔、木偶戏、皮影戏更需要花大力气去包装、去推广。”这位演出公司负责人认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花大价钱请明星是一种浪费，“公款追星”不可行。

　　决策者是不是该被追究其渎职罪？

　　追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既包括精力精神方面的，更包括经济财力方面的，而“公款追星”所要付出的则是经济精力方面的双重代价。

　　时下“公款追星”风行。令人不解的是，许多追“星”捧“月”的背后，则掩盖着领导追星政府买单的操作。一些地方借“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名，行“公款追星、满足私愿”之实，说白了就是浪费公款的违法行为。

　　或许有人会说，要想依法追究这些“公款追星”者的责任又谈何容易，因为人家花费的每一笔公款都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而且也都是经过正常渠道筹集、支取的。但假若让有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一下他们“公款追星”的实际效益，就不难发现“公款追星”的背后，到底是否掩藏着数额惊人的浪费。而花费国家巨额财力和众多公务人员的精力，去上演一出出“追星”闹剧，算不算渎职和失职？这些闹剧的总导演或防患未然　建立约束“公款追星”的机制迫在眉睫

　　对于“政府搭台、明星唱戏、领导追星、百姓买单”的现象，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对这个问题，我想根本的问题还是公共财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个人说了算或几个人说了算，把公共财政往哪儿投，这样的机制实际上是非常不对的，往往是把个人的偏好用公款去支持，我们说花别人的钱或者是花公家的钱，往往没有对花自己的钱那么珍惜。所以，公共财政一定要有一个制度上的机制，这个机制最好是花钱的人不要去决定怎么花，决策的人不要直接去花钱。”

　　毛寿龙还表示，在这个机制没建立起来之前，在决策机制上可以有一些补救措施，而且现在可以做得到，就是在决策之前有一个比较多一点的群众参与，让各方面，哪怕是追星族，让大家认一认，哪些歌星最好，要不要请，我们到底请得起请不起，请来以后到底有什么（效果）。领导人即使这方面想得不够明白，老百姓帮你想，群策群力，也可以让专家做一些论证。

　　一、预算约束制度的建立。办“桃花节”、“柿子节”，给桃树穿衣烤火，请明星助兴，这些开销都有没有经过预算？有了预算是否经过批准？是谁批准的？这都是问题。有个例子很著名：中美两市结为“兄弟城”，中方市长邀请美方市长访问，对方回答说今年的预算没有这个安排，需要下一个财政年度提出预算申请并获得议会批准后才能成行。我们的市长马上说，不用那么麻烦，你的所有费用我来负责！一句“我来负责”，充分暴露了我国地方政府对职务消费开支的随意性。

　　二、审计监督机制的执行。“两会”上，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政协委员李利君说，职务消费中的问题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容易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出现监督“死角”。与此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和日本的皇室开支必须通过预算并向社会公众公布，接受审计和监督；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三次出访耗资巨大的事被美国审计总局“捅”出来后，国会对克林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并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

　　三、行政体制改革的到位。政府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汉朝时官民比例是1比7000，唐朝时是1比3000，清朝是1比90，建国时1比600，现在则是1比30，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如果不大力精简，庞大的职务消费是很难在总量上减下来的。官多事繁，没事找事，一个桃花节就在全国各地到处举办。在体制改革的心脏部位如果没有成功的手术，那么，其他的一切注定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