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尚水　朱立毅

　　浙江苍南龙港镇劳动力市场，每年有近万名外地务工者来这里寻找就业机会。

　　2月，杭州用工缺口达1．7万，有10个工种平均每两个岗位才1名求职者；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登记的空缺岗位每天维持在1．3万到两万个，而被成功介绍上岗的却不足2000人

　　只要综合效益高于农村，农民工就愿意进城就业。一个城市要是留不住农民工，可能意味着这里的“打工环境”已经相对很差了

　　春节后，浙江外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两头反常”现象：一是节后外来劳动力明显减少，企业招工闹起“春荒”；二是在众多企业招工难的同时，总数已经减少的外来劳动力中，却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两头”都在着急，供需双方为什么难以一拍即合？

　　一位农民工留下的账本令人心酸

　　2月17日，来自安徽歙县的一位农民工在杭州因故身亡，留下的一个账本记录了他从2003年1月15日至2004年1月15日的收支状况：2003年全年收入6640元，总开支2430元，余存4000元。其收入，最多的一个月有950元，最低的一个月才149元。他在杭州郊区以每月5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极简陋的民房栖身，月生活费基本维持在200元左右。

　　这个账本上还记录着他自己的一些病情以及治疗情况，他患有多种慢性病，可是用药很简单。据了解，他今年36岁了，性格内向，平时节衣缩食，就想多存点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可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这位农民工的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

　　企业无意加薪，也很少想到改善劳动条件

　　杭州市外来劳动力中心提供的2月1日至3月5日的《工种月薪排行榜》表明，133个工种中，最高月薪4000元（只有电子工程师一个岗位），最低月薪520元，月薪1000元及以下的工种多达84个，平均月薪940元。该中心副主任魏罡告诉记者，排行榜所列月薪是企业开出的价格，民工是不是真的能拿到这个数，还很难说。

　　杭州房价不断上涨，能为民工提供住宿的用工单位只有20％，许多民工要在外租房。他们的心态是：在收入少、花销大的压力下，与其年底两手空空，还不如现在多花些工夫挑份工资高一些的活儿，因而放弃了许多待遇过低的岗位。

　　另一方面，有些工种虽然收入相对较高，但劳动条件很糟糕。以杭州市目前用工缺口最大的裁剪缝纫工为例，2月份的需求为7140人，而求职者只有560人。据有关人士透露，一名普通缝纫工人，虽然一个月也能拿到1000多元，但她们时常加班加点，有时还得干通宵，一提起这个岗位，不少年轻女工就避之不及。

　　劳动部门专家指出，面对人头攒动的求职大军，企业既没有加薪之意，也没有改善劳动条件的想法，是造成企业和民工供求关系“两头难”的主要原因。

　　“工资与开销相比，就像拖拉机赶火车！”

　　来自江西的民工胡腮英告诉记者，7年前，她刚到杭州打工时的月薪是450元，7年里工资只涨了100元。按照杭州的消费水平，胡腮英和丈夫两人每年要花掉1．5万元，她说，工资收入与消费相比，就像拖拉机赶火车，怎么也追不上。

　　胡腮英在杭州郊区的一家塑料厂打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干的活是把整张塑料片做成塑料盒，小一些的盒子，她一天要做几十万个。胡腮英自己年收入不足8000元，远不够补贴家用。丈夫开小货车的生意又时好时坏，去年丈夫出了车祸，虽然责任不在自己，但到现在赔偿还没拿到，生意也耽误了一大截。去年，他们起早摸黑忙了一年，只存下2000多元。现在，胡腮英所租住的房子又要涨房租了。以

　　前这间不足10平方米、破旧简陋的小房间，月租金230元包水电费，现在仍是230元，但水电费却要另付。胡腮英算了一下，每个月的水电费少说也要三四十元，一年下来又要额外付出好几百元。

　　夫妻俩也偶尔买些补品吃，就是为了预防生病。胡腮英有时候给丈夫买洋参丸、蜂蜜；丈夫有一次看她累得倒在床上，就买了两盒很贵的补品给她。他们实在“病不起”。丈夫曾和她商量去别的城市找份工作，但自认为已是“半个杭州人”的胡腮英却舍不得离开。但她也说不清，如果今年再赚不到钱，他俩还会不会留下来。

　　一般来说，农民工选择进城就业，是因为综合效益还是比留在农村好一些。要是他们决定离开，则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打工环境”已经相对很差了。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华东新闻》 (2004年03月26日 第一版)

　　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年轻女民工，已逐渐适应了浙江许多私营企业快节奏的生产方式。

　　一批外来务工者正在装配金属防风打火机。如今，在温州等地的企业对单纯干体力活的民工需求已经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