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

　　36岁的辛洪梅从自己供职的济南市一所私立学校辞去了教职。让她无法接受的，是这所学校对老师的种种“苛刻”要求：不准批评和变相批评孩子、不准向家长说孩子的坏话。（《中国青年报》3月23日）

　　中小学教育该不该有惩戒（批评、体罚等）以及如何实施惩戒，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却始终没能很好地解决。在这方面，很多国家也都处于摸索之中。比如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于前年公布了一项“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方案规定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教师可在规定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体罚；西班牙虽有禁止体罚的规定，可是家长们却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有些情况下给孩子几记耳光是非常必要的；英国政府明白家长的苦心，同意家长可以用手打孩子屁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孩子上课不守纪律影响别的同学了，老师不能体罚孩子，但是可以打电话叫学生家长来管教。

　　当然，外国的月亮未必就比中国的圆。从我国中小学教育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适度的教育惩戒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教师越来越难做、学生越来越难教，这是目前中小学老师的普遍感慨。教师一方面要面对越来越大胆调皮、越来越难以管束的学生，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惩罚学生的“禁令”和社会舆论的苛责，这使得他们经常陷入左右为难、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处于这种境地的教师容易走两个极端：有的教师干脆对学生放任自流，哄着学生过日子；有的教师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学生实施体罚，却往往存在体罚方式不当、体罚程度过重等问题，有些教师甚至将体罚当作发泄私愤的手段。前一个极端会导致教师的放任失职和学生的桀骜不驯；后一个极端则会造成学生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激化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之间的矛盾。

　　这说明，禁止教育惩戒虽具有良好的初衷，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却遇到了不少难题。惩戒的消极作用毋庸置疑，禁止惩戒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那么，能否在允许教育惩戒的情况下，将惩戒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程度？在这方面，韩国人的做法也许值得借鉴。

　　韩国的这项“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对体罚的对象、缘由、器械、部位都做了详细规定，并对实施体罚的程度、时机、方式做了严格限制。如规定老师绝对不能用手或脚直接对学生进行体罚；实施体罚的场所要避开其他学生，在有校监和生活指导教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实施体罚之前要向学生讲清理由，并对学生的身体、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受罚学生有权提出以其他方式（如校内义务劳动）代替体罚，等等。这些规范化的做法，一方面可以减少乃至杜绝教师任意体罚学生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对受罚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彰显体罚不在“惩”而在于“戒”的本义。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视惩戒之于学校教育的作用；如果认为教育惩戒有其存在的必要，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那么就需要有关部门给教育惩戒立个“规矩”，研究制定出一套严格详细的体罚条文来，使惩戒措施规范化，使其成为有益于学校管理也有益于学生成长的教育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