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每次在书店看到梅里美的选集时，我都特别要注意里面是否收入了郭麟阁先生所译的《雅克团》，但几乎每次都令我失望，我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见过人文出的《雅克团》单行本。此后既没有见过它再版，也没有见过它被收入梅里美的选集，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卡门》，在各种选集中总是屡见不鲜，它在国内的各种译本，似乎已经有十几个之多了！

　　《雅克团》是梅里美写于1828年的一个剧本，就其题材与过去马列主义文艺学所特别重视的“人民性”而言，它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都要算凤毛麟角了。它写的是法国中世纪的一次著名的农民起义，那时，封建领主与天主教会对农民的剥削极为残酷，再加上正值英法百年战争，还有入侵的英国军队与英国浪人对法国百姓进行野蛮的抢掠与残害，农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样，不得不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梅里美的剧本就是写这一历史事件，通篇充满了作者强烈的革命情绪与民主主义精神。而这时，梅里美正血气方刚，仅二十五岁。

　　《雅克团》这个剧本的原文，我在大学三年级时读过，那是我们在高年级所碰见的最麻烦的原文，虽然都是口语对白，但那是十六世纪的“大白话”呀，如果没有古法语的知识基础，一句简单的话，一个简单的词，也许就成为你难以逾越的障碍。说不上有什么艰深，但要把这种原文对付下来，着实有些麻烦，就像进入了一个荆棘丛生、蚊虫密布的森林，每前进一步，都要费点劲。

　　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郭麟阁的《雅克团》译本时，我不禁颇有感触。没有想到这位老先生如此不怕麻烦，竟昂然走进这一片密林荆棘地带，确有一种“艺高人胆大”的气概。而他作为翻译家选中的《雅克团》，显然并不是一部“好看”的作品，不会给他带来好多好多的读者，他是为了什么呢？看来是为了忠实贯彻人民性这样一个选材标准，也许还受了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这种革命论断的思想影响与“泥腿子”造反精神的感染。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是太自然、太必然的事了，后来我每想到此事，总感到麟阁先生的确是一个很实诚、太实诚的人。

　　麟阁先生是我们在北大时的法文主课老师。法文主课是我们这个专业最基本、最重要的课程，是培养我们作为“法国语言文学专门人才”的主要“平台”，高年级的这一课程，一般都是安排法国语言与法国文学造诣都比较精深的老教授来担任，对于郭先生，我们在低年级时就“闻名已久了”。

　　上了他一年的课，果然受惠无穷。他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他自己编的讲义，他的讲义编得很是认真、很是细致，一堂课往往就有好几大篇，把涉及的法语语言现象解释得清楚而透彻，并有丰富的例句帮学生理解得更深入、掌握得更能“举一反三”，在课堂上，他又操十分精当的并有文化品位的法语进行讲解，使学生又受益一层。麟阁先生在课堂上还有一绝，他能随口背诵大段大段、成篇成篇的法国文学名著，甚至是高乃依与拉辛那些令人生畏的长篇韵文。而且他背诵起来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他那种背诵的“硬功夫”与执著投入的热情，都赢得了我辈的格外敬佩。

　　应该说，他是我们的恩师，他的精读课，再加上陈占元先生的翻译课以及陈定民先生的口语课，盛澄华、李锡祖先生的选读课，的确使西语系法文专业的学生在高年级受到了严格的科班训练，在阅读、理解、翻译、写作各方面都打下了扎实良好的基础，仅以我们这一班为例，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如丁世中在联合国的同声翻译，罗新璋的文学翻译，吕永祯、刘君强的外语教学，李恒基的电影文化交流等。我们后辈学子的成功中，凝聚了先师们培养的心血。

　　但麟阁先生这样学问精深、人品高雅的名师却并没有“闪光的外表”（这似乎是五四以来北大名家的一个传统）。在见到他之前，他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但一见却多少令人有点失望，他与我们在低年级见过的那种戴金丝眼镜、西装穿得一丝不苟的教授很是不同，看起来显得很有些土气，全然没有他留学法国多年的痕迹。他的外表像一个憨厚的农民，一口河南乡音，常穿一身再普通不过的卡其布中山服，剪裁缝制得甚不讲究，看上去也不那么整洁，甚至胸前还有个把小污渍。他身材高大，满脸通红，精神充沛，声音洪亮，他常以自己“身体好”而骄傲。有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蛮可以工作到九十岁，一百岁，没问题”，说到最后一个片语，头沉醉地摆动一下，用手轻轻地由上往下，再由下往上一扬，就像一个老师满意地在学生的作业上画上一个钩。据他说，他保持了强健的身体就是由于胃口好，能吃。我至今并不清楚郭先生的籍贯与出身，但我一直深深地感到，他身上有浓浓的乡土味，他这乡土味显然是从他原生的环境里直接带来的，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底色，没有被长期国外的镀金所磨损，没有被他大半生在知识分子堆里司空见惯的附庸风雅、矫情矫饰所掩盖，他是一个清澈见底的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本色人。

　　他是如此本色，我没有看见他身上有任何附丽、炫耀、文饰、装点、聚光、借用等等的方式与杂质，我除了听见过他以自己的饭量与背诵法文诗的苦功夫自诩外，就没有见过他拿别的什么来增加自己分量与光度。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引用出来是否恰当，反正它多少给了我些许震撼，那就是他与陈毅的关系，他与陈毅是在中法大学时期的同窗同学，而且同住一个宿舍，后来在法国也有交往，在建国之后，他们仍保持着同窗之谊。对于这样一层“红彤彤的”、在常人眼里足以给自己添光增彩的关系，我在学校时从未听他说过，也没有听到过同学中对此有任何传闻，我走上工作岗位，在与麟阁师多次个人交往，包括饭后畅谈，病中倾诉，也均未听他提及，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偶然从外交界一个同志口里听说。

　　在校期间，我与郭先生并没有什么个人接触，1957年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作为编辑，需要与专家学者有各种联系，又因为工作单位就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才与郭先生有了较多的来往。我曾多次去过他家在北大朗润园那个僻静而略带荒芜气味的院子，也曾不止一次享用过他家的家常便饭，他对我一直充满了师长一般的关怀与爱护，却又绝无“师道尊严”的架式与居高临下的目光，倒是像平辈朋友一样亲切随和，我感到，这也正是他心善而纯朴的本色。他不仅使我获得了为学的教益，也使我获得了为人的感悟。

　　1979年11月，我收到他寄赠给我一本他所主编的《汉法成语词典》，该书的扉页上这样端端正正写着：“鸣九学长指正，郭麟阁于北京”。这题词使我惶悚，使我汗颜，使我深感无地自容。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他的学生，他都是我的老师，永远的老师，这样的题词我是承受不起的。然而，他却这样写了。这不只是“礼贤下士”的姿态，不是士林中故作谦虚的俗套，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境界，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它以其绝对的大气，真正的虚怀若谷而愈加高远超脱。

　　我珍藏着他赠送的这本书，作为一份纪念，更作为一种昭示与楷模。因为，他所做到的，很多我都没有做到。

　　《人民日报》 (2004年03月27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