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村稳则天下稳,农民富则天下富。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制约了宏观经济的增长。城市与农村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农民增收与城市经济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恩格尔系数的变动情况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农民增收困难的症结所在。1978年以前,农村生产结构单一,又严格限制农副产品交易,农民长期处于普遍贫困状态。1978年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调整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工业生产也发展迅速,居民收入有所提高。

　　城乡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激发了旺盛的消费需求。从短缺经济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消费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们用大部分收入购买农民生产的农村产品,此时,恩格尔系数处于上升期。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居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其消费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农村初级产品的消费欲望逐渐递减,恩格尔系数开始回落,农民收入开始下降。有资料显示:1997—2003年七年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市居民收入增量的1/5,有的地方还出现负增长。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弹性减弱,支出减少,恩格尔系数下降。经济规律再一次作用于城乡消费壁垒。以一个城市中等收入的家庭来看:假定这个家庭的月收入是5000元,那么花费在主副食品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是很小的,即使加上其他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也不会超过1000元。其余花费在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费用、电器、医疗、子女教育、旅游、网络、通讯及其他休闲娱乐和服务等方面……。可以发现这些消费的项目与农民的生产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消费依赖已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消费与农业生产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断裂,从而导致了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谷贱伤农,演绎出农民丰收而不增收的悖论。利益导向指导我们应当调整战略,鼓励农民“走出去”。近些年来,劳务经济对GDP的贡献率是难以估量的,一些地方已超过了本地的财政收入。据报载,四川省一位副省长对媒体说:四川约有1000万农民在省外务工,全年(2002年)流入四川的劳务性净收入有500余亿元,超过了本省的地方性财政收入。据笔者调查,我省的一些地方干部对“走出去”战略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那是“藏富于民”而利民不利“官”的事。农民收入再高,政府却收不了税。其实,藏富于民就是政府追求的工作目标,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农业不兴,何谈百业之兴,农民不富,岂能国泰民安?换个视角看,农民劳务性收入流回原籍大都要修房、购物、娶媳妇……。这些消费定能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税收会从劳务性收入转移到其他领域而得以增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培训农民工,增加其劳动力附加值尤为重要。培训民工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那些文化要求不高,技能和实用性强,容易入门的手艺活如烹饪、理发、木工、驾驶等因循施“训”。还要紧紧盯住市场需求不放,从市场需求中寻找致富源。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南攸县劳务输出部门前些年就十分注意搜寻劳务需求信息,考察劳务市场。当获知深圳缺的土驾驶员,便立即培训。现在,穿梭于深圳大街小巷的出租车,有60%是攸县人开的,在广州还有4100辆。由于培训有方,攸县司机服务得体到位,“攸县的士”已成为品牌正逐渐向全国蔓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攸县的做法值得借鉴。

　　作者：陈光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