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上海3月29日电薄薄一纸“研究生转导师申请表”，在上海交通大学9名博士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看来，却是如此沉重。一年前，上海交大电子信息技术学院9名博士生先后向学校要求更换导师王永成，到去年7月，他们全部转到其他导师名下。

　　关于9名博士研究生更换导师的具体原因，记者听到了说法迥异的版本。

　　王永成，66岁，信息处理专家，是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国防预研及一项国家863计划的负责人。他说，博士生要求更换导师，原因很多，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少数学习基础甚差以及极少数品质不良的学生，想尽办法也钻进了研究生队伍，没法按时完成学业，有些研究生想尽办法逼迫教授放低要求，也有少数人在教授坚持标准与质量时，则不惜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炒掉’教授……”

　　博士生们则是另一种解释。记者找到了9名博士生写给王永成要求转导师的申请书，大多委婉地表示对所在专业不感兴趣，但也有对王永成学术指导表示怀疑的，他们这样写道：“不能适应您的教学方式，觉得在您这里学不到东西。”“一是个人经济难以支撑，一是在王老师指导下，科研工作难以为继。”有一位博士生更是这样写道：“但我也必须遗憾地告知您我最后的决定，我还是决定离开，因为已经4年的相处使我感到不是我在选择生活，而是生活在选择我，这种沉重让我几近窒息。”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轻易转导呢？转导之后必然要更换研究方向，这就意味着所有研究工作要从头开始，耽误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对学术生涯更是‘伤筋动骨’。”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博士生说。

　　他昔日的学生也很无奈：现在博导只能靠个人品德、学术良心来从事科研工作，博导掌握了很大权力，却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制约、监督，靠的只能是博导自身的道德约束，而道德约束和现实利益比起来，实在是太脆弱了。

　　上海交大一位博士生说，不要让导师为了几万块钱经费天天打报告，科研经费应该实行战略性投放，在保证导师有钱可支配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督，例如经费的后期审计。他们认为，“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打破博导终身制。”比如每隔5年，对博导资格进行一次审查，促使他不得不保持在学术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