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孔祥迎　储叶来

　　一起关于滥伐林木案的判决近日在安徽天长市闹得沸沸扬扬：关塘集乡金银村村民委员会及村委会主任陈金虎，因滥伐林木触犯《刑法》，被分处罚金2000元和1000元。对这一判决结果，原、被告均表示不满；公检法三方则对如何判定村委员的刑事责任，展开了讨论

　　林场更新还是滥砍滥伐

　　金银村是关塘集乡经济条件较差的村，历年欠债20万余元。陈金虎当选村委会主任两年来，集体经济没有大的起色，欠债分文未减。

　　2003年初，为落实市、乡关于发展林业的有关规定，在全村党员和村民代表会上，村支部书记祝保军提议将村集体林场中的小树、老树和杂树砍掉，对林场更新改造。陈金虎提出，砍点树卖些钱也好还一部分债。提议得到与会者赞同，决定由陈金虎负责落实。陈金虎遂找到承包林场的村民马开清，双方经洽谈达成伐木更新的协议。原打算砍400来棵树，由木材商以2200元购买。同年3月，在没有办理采伐证的情况下，祝保军介绍的木材贩子郑松，带着一些人到林场拉锯开伐。马开清发现，被砍的不仅是小、老、杂树，一些树径10厘米乃至几十厘米的用材林也被砍了许多。马开清等村民随即提出异议，并向天长市林业局举报。

　　经现场技术勘查，林木共被砍伐18．72立方米，数量较大。3个月后，市林业局将该案移交市公安局。

　　犯罪主体难以认定

　　“本案看起来简单，实则颇费脑筋。”天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嵇晓峰说，在本案定性上，公检法三家一致认为是“滥伐”林木，但在法学理论和司法程序上，三家意见各不相同。例如，谁是犯罪主体，究竟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

　　公安部门第一次将该案移交检察院时，要求对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提起公诉，认为是个人犯罪。就在起诉意见提出不久，祝保军辞去村支部书记职务。检察院经研究认为，此案有单位犯罪成分，不能简单地起诉村“两委”负责人。

　　于是，公安机关转而起诉村委会。检察机关仍觉不妥：村支书虽然辞了职，但村委会主任仍是村法人代表，应负刑事责任。最后，经请教法学专家，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并参考外地部分案例，才确定以单位、个人共同犯罪进行起诉。谁知，法院认为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天长市法院负责审理该案的副院长邓金文说，村里砍树，政府有政策，“两委”有决定，承包人签过字，缺的就是采伐证。

　　显然，天长市司法部门在这起案件上面临“两难选择”。

　　一是政策规定和法律执行的矛盾。时值栽树季节，上级政府要求对林木进行更新，村里遂作出伐木决定。至于办理采伐证，不仅要交办证费，还要支出各类其他费用，总计不少于1000元，而这些林木不过价值2200元。

　　二是管理体制和责任主体的矛盾。村支书是实际上的决策者，砍伐林木的决定由他提出、村委会集体通过。而作为责任主体的村支书，却因辞职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只有认定村委会。

　　关键要看背后意图

　　公检法三家各执一词，天长市政法委出面协调。2003年底，该案被判定为刑事犯罪，判决由村委会及村委会主任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马开清等少数村民仍不断上访，质疑判定村委会承担刑事责任是否在为村干部脱罪。对此，邓金文解释说，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公平的。虽然，犯罪主体有争议，但犯罪情节简单明了，就是没办采伐证。这类案件的判决，重在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安徽大学法学院教师何俊认为，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单位犯罪主体一样，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可通过组织行使一些危害行为。如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结果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公正性。而该院教授李学宽则认为，村委会不适宜作为单位犯罪主体。首先，《刑法》未将村委会明确列为单位犯罪主体；其次，村委会是特殊组织，其所作所为牵涉基层每一个群众的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应慎重从事，应当鉴别村委会决策是个人意图还是真正群众意志，防止少数人借集体名义谋划个人利益。（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华东新闻》 (2004年03月31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