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一位17岁的在校中专生在专卖店抢了一部手机，构成了抢夺罪。辽宁省普兰店市法院却没有按照以往的做法对其判刑，而是以“社区服务令”的判决代替了刑罚。（《中国青年报》3月26日）

　　社区服务制度是国外一种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狱外劳动改造的方式。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将这一制度应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并已初见成效。这一制度的引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带来一些问题，辽宁省普兰店市法院的做法，在当地就引起争议。

　　专家质疑的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判处犯罪人到社区服务以抵消刑期的规定，因此普兰店法院以“社区服务令”替代刑罚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刑法》第3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应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但在此案中，“社区服务令”则是由社区的群众来帮教执行，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法院。除此之外，判决书也没有罚金方面的内容———依据刑法，这一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始终存在一定的冲突。笔者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坚持法律的形式合理是最为重要的。遵守已有的法律规定，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尊严，才能培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我们要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在法律的弹性空间中寻找变通措施，体现法律的实质合理。如果国家机关带头违背法律，特别是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然在国民中产生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家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管制由公安机关执行，对抢夺罪要并处或单处罚金，这些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怎能违背法律的规定？我国刑法并没规定“社区服务令”的刑种，对于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规定，法院怎能擅自创设？

　　就本案而言，法院完全可以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法律限定的弹性空间中进行改革，体现人性化司法。比如，判处被告人管制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然后与公安机关与社区协商，由社区群众来协助公安机关帮教，并将社区服务纳入管制、监管内容中。再比如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对其并处少量象征性的罚金。对于社区服务的制度，在司法机关探索一段时间以后，必须由立法机关论证其可行性，广泛征求民意，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

　　本案还引出司法机关推行的司法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司法机关推行的司法改革，有些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下进行的，但同时相当的改革措施又具有其现实合理性，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协调两者关系，司法改革要尽可能寻找宪法、法律的依据，尽可能在宪法和法律的限度内、弹性空间中进行；在法无规定亦不禁止的情形下，司法改革可以谨慎进行；有悖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除非涉及公民重大权利或具有其他现实迫切性，并得到最高司法机关许可，否则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不宜擅自行动，而应及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