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万物复苏，春光明媚，春意浓浓。当人们欲享受春的气息，一个“恶”符号攫住了人们的眼球，为这个优美的旋律添加了不和谐音符。这个符号是杀死四人的云南大学生马家爵。他杀人的起因（打牌争执）与他本人的特殊身份（大学生）及特殊的背景（农村贫困家庭）引发人们无限遐想和沉重的反思，构筑了传媒喧嚣的动因和公众借题发挥的材料，呈现出传媒的狂欢和公众期待解答的嗷嗷待哺相互交织的景象。然“好景”不长，随着马家爵疑点的逐步公开及时评的思想按摩和相关措施政策及时出台，马家爵的舆论正逐步消解，被人们淡忘。马家爵及和他相类似的社会群体亦被大量的信息所侵蚀、消磨，为人们所忽视。

　　且不谈传媒的暴力喧嚣，传媒的娱乐化走势；且不谈电视、广告、电影、武侠小说的暴力、色情等符号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的熏染的效果如何；且不要说高等教育的某些失败之处；且不要说泛化的、空洞的社会罪恶的根源论调。因为这些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避免不了借题发挥的嫌疑。结果呢？不过是发发牢骚，舒展被压抑的心理后，重新回到了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大潮中去，在供给和需求的弹性结构努力实现身份认同，为自己的活着、活好忙碌奔波着。马家爵也会就随着时间的消失渐渐化为“恶”的一种记忆符号。直到下一个悲剧的发生，这种记忆才再次复活。

　　马家爵以他独特的、残忍的方式引起公众的关注，实现了公众对他过去冷漠的补偿，这种补偿对马家爵来说已经晚了，马家爵也必须得到亲人的悲痛、绝望和尊严的完全丧失及法律对他肉体的严惩，以此惩罚警告那些想犯罪的类马家爵们。但如果象一些论者所说那样，马家爵只是一个杀人狂而已（南方都市报，3月24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马加爵仅仅是个杀人狂》一文），不必从各个角度进行反思（当然拒绝牵强附会的发挥），去关注、去温暖那些类马家爵们，给他们送去修补心灵创伤、恢复生活自信的及时雨，马的悲剧会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其他人物上再次上演。因为，马家爵符号代表着一类社会群体，他们身上有着类似马家爵的心理、经历特征。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被逼到犯罪的底线。

　　这一群体的特征大致是：农村的贫困孩子，有质朴的感恩思想和记仇心理，受过城市文明的歧视，有改变自身状况的良好愿望，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该群体大致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跳出“农门”的贫困大学生。他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困焦虑和心灵折磨。一类是未跳出“农”门的高中生、初中生。他们或厌倦了学习或迫于生计过早的加入了打工的大潮，在繁华的城市、贫瘠的农村间倍受物质繁华的诱惑和贫困现实的物质折磨，在城市文明和农村文化间倍受冷漠多样的城市文明和温情的农村文化的情感折磨。其中一部分人在“我觉得活着太失败”（马家爵语）的心理压力下，发生人格变异，最终走向犯罪。前几年的疯狂杀人、抢劫银行的张君，去年的杀人恶魔杨海新，被枪毙的周一超以及那些依然感觉活着很失败，很痛苦的青年们，他们身上多多少少有着马家爵的影子。这一部分人行走在犯罪的边缘（有的已经犯罪），构成了诸如犯罪、吸毒、卖淫、偷窃等各种社会问题的人力来源，冲击着社会稳定的基石，恐吓着人们的安全心理。因此，必须对此社会群体高度重视。

　　幸运的是，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心理期待，这种期待构筑了该社会群体的主流心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期待着改革，期待着能够从改革中获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而不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取暴利。因此，这种对改革的普遍的社会心态保证了与马家爵类似的社会群体的主流朝向好的方向发展，减少了社会悲剧的发生，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正是对改革进程的美好期待，促使公众不厌其烦的关注马家爵及其类似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基本动力，他们才有了各种角度的借题发挥，才形成了社会舆论的合力，促使权力部门关注马家爵们。也正是这种社会期待，给予了我们关注这些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时间。除此之外，作为社会的个体，能做的就是让马家爵独特、残忍的方式时刻提醒自己，待人接物：少些歧视，多些关怀。(稿源：红网)(作者：刘继忠)(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