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次宣判死刑，4次被上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还重审，河北省陈国清等4名农民10年前涉嫌抢劫案于3月26日在河北高院获终审宣判，陈国清等3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名当事人均表示不服，辩护律师对媒体表示，该案疑点重重，近期内将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详见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起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我想所有对刑事诉讼法感兴趣的人，所有关注公民权利的人都会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和最后的结局。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刑事诉讼法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这个案件的最后处理结果还可能形成新的刑事诉讼原则，影响今后的审判。而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会对公民权利产生深刻的影响。

　　程序性问题当然值得关注。但就此案而言，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司法的价值判断问题。具体的说，就是“宁杀勿漏”还是“宁漏勿杀”问题。

　　4次宣判死刑，4次被上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还重审。这在司法界是绝对不多见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两级法院在司法价值判断上发生了冲突。

　　影响司法价值判断最关键的问题是证据问题。本案中，用来证明被告实施犯罪的证据是有的，但是并不是十分充分，或者说合理怀疑不能排除。在这种情况下只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被告人实施了的犯罪，但是警方无法收集全部证据。二是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按照刑事诉讼的理念，如果法院要给一个人定罪，必须有百分之百的证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如果当中任何一项证据不能成立或存有疑虑，法院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应宣告其无罪。

　　但是实践中的情况要复杂的多，有的案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收集百分之百的证据已是不可能，只收集了百分之九十八九的证据。或者证据收集齐全，但是存有合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是定当事人有罪，还是将当事人无罪释放？对这个问题的选择，集中体现了司法机关、法官司法价值判断的标准。河北承德中院选择的是“宁杀勿漏”，而省高院选择的是有限度的“宁漏勿杀”。

　　严格说起来，这两种做法都是不严谨的，不符合法治精神。在证据中的合理怀疑不能排除的前提下，按河北承德中院的判决，一旦执行了死刑，4被告人的生命被剥夺了。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凶手出现了，司法机关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困境：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司法的威信将一落千百丈。同样的道理，河北高院明知证据不是十分完美，还是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这是一种折衷的态度，虽然留下了被告人的命，一旦发现错误，还有改正的机会，但是法律不能这样操作，法律要求罚当其罪，不能搞折衷。

　　河北高院的作法不是不能理解，在当前司法环境下，这不失为一个选择。但是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对法治造成伤害，使我们司法环境更加复杂化。

　　其实，“宁杀勿漏”作为一种司法选择早已过时，因为这种选择是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基础之上。“宁漏勿杀”是建立在无罪推定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那么他就是无罪的。早在西周时期，司法实践中就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原则：疑罪从无。就是对不能十分确定的犯罪一律按无罪处理。这是“慎刑”思想的体现。在国外法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宁漏勿杀”早已成为一种必须遵守的基本司法准则。这样有可能放过个把犯罪分子，但是对法治建设却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也会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

　　现在这个案件将上诉到最高院。皮球又滚到最高院的脚下，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如何处理这起案子，我们拭目以待。(稿源：红网)(作者：刘吉涛)(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