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30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2001年至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件进行统计后发现，有65件是来京务工农民工所为，占案件总数约六成，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分析，长期性压抑是民工犯强奸罪的主要原因。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部分到城市打工的民工都处在青壮年，远离乡村熟人社会来到城市陌生人社会造成的监督弱化，再加上长时间的性饥渴状态，都加大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当作花边新闻一笑了之，或者仅仅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都必然会妨碍我们深入思考是什么促成了这些越轨行为。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刑法学家认识到了在预防犯罪方面起到更重要作用的不是刑法以及刑事政策，而是社会的大环境，具体到强奸来说，我们的刑事制裁不可谓不严厉，最高可以判死刑，然而如果一个群体有着太多的性压抑，那么再严厉的刑罚可能也无济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饥寒生盗心”，在性领域同样也是这样的，记者对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过性生活，我们不可想象如果有半年多他们没有食物将会怎样，当然人们对于性缺失的耐受力一定比对于食物缺失的耐受力强，可是对于前者的轻视必然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免于性匮乏的自由”。

　　要求政府和社会关注民工的性问题会不会造成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干预，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此一举，在性问题上，不管是在新婚姻法修订还是在夫妻看黄碟被拘留案当中，舆论一直在强调的是严格区分公领域和私领域，强调私生活的自主权，这些当然是在市民社会不断壮大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的原则，然而性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私事，国家从来不应该也实际上没有对其放任自流。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在城市里出现了大量未婚的大龄青年，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工会、妇联、共青团要把这一重要工作认真抓好，而我们的政策当中也曾经有具体的夫妻两地分居的调动条件，如今，“大龄青年”、“两地分居”对于城市人来说已经成了历史中的词汇，可是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妻儿到城市里来谋生，可是忍受了艰苦的脏、累、差的工作，还要忍受长时间的性压抑，社会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来缓解这样的问题，不管是专家提出的“带薪休假”制度也好，还是提供家人团聚的临时场所也好，都要建立在对于民工性问题给予关注，给予民工性权利给予维护的角度，而这样的权利实现绝不能仅仅指望政府消极的不干预，正如政府有义务保证公民的就业权以谋生一样，政府也有义务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己的性权利。

　　此前我注意到媒体对于监狱里罪犯的性的问题给予了很多积极的报道，有很多地方也在探索怎样解决罪犯性匮乏的问题，这当然是我们国家人权保障不断取得进展的成果。因为弱势群体的权利更容易遭到忽视和剥夺，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往往是一国人权状况的指标，我们期待民工的权利能得到更多的保障，这样的保障不仅仅是为了降低农民工的犯罪率，而是为了他们自身权利保障的需要。本报特约评论员郭晓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