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70岁的蒙上焯一笔一画地誊写着自己的申诉材料。此时，距离1975年蒙上焯“被诬强奸”女学生已经整整29年了。

　　学生怀孕

　　1974年，正在海南琼海县大路公社新村学校读初中，上学的未婚少女雪莲怀孕了。

　　在家人的步步紧逼下，雪莲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族里在生产队里负责称牛粪、记工分的堂兄薛贵民，借谈称牛粪、记工分的事情将雪莲骗至其家中，强行与其发生关系。

　　“雪莲怀孕”在学校和公社里闹得沸沸扬扬，而与雪莲发生关系的竟是本族堂兄，为了家庭的名誉，母亲对年幼的雪莲连哄带吓：不许说是你堂兄做的，就说是外面的人，越远越好！

　　懵懂无知的雪莲想到了已经调到20多公里外花莲小学任教的原班主任老师蒙上焯，“蒙老师调走了，我想反正没有人对质。要是他在学校，我就不敢说是他了。”

　　不久，在母亲和舅舅的陪护下，雪莲到琼海县医院堕了胎。

　　老师“认罪”

　　1975年7月10日，琼海县公安局对蒙上焯执行逮捕。

　　但蒙上焯始终没有承认“强奸”的事，“我没有做过，叫我怎么认罪？”

　　半年以后，原琼海县公安局一位预审员向蒙上焯发出“最后通牒”：你若抗拒到底，我们就去你家动员你老婆与你脱离关系（离婚），把你关死在这里。

　　蒙上焯被逼无奈，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1976年4月30日，琼海县人民法院“依法从严判决如下：判处蒙上焯犯有期徒刑7年劳动改造。”蒙上焯不服，向原广东省海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76年8月16日，上诉被驳回。

　　“该还蒙老师清白了”

　　1975年，也就是蒙上焯入狱的那一年，雪莲嫁人了。

　　1979年，大路公社举行农民文化补习班，有人抖出雪莲的怀孕旧事，并且要求她写“自悔书”。

　　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谭业兴看到了枕边的“自悔书”。谭业兴责问妻子：你诬告蒙老师，害得他去坐牢，对得起良心吗？

　　1988年，谭业兴说服妻子，让她给琼海县法院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此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

　　漫漫申诉路

　　蒙上焯入狱后不久，适逢全国“拨乱反正”，他开始向有关部门写申诉书。1978年，琼海县法院曾派员来监狱调查，结果为：判决正确。

　　7年的牢狱之灾，2556个日日夜夜，蒙上焯熬白了头发。

　　1982年8月蒙上焯刑满释放回到家，看着破败的家，他发誓：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讨个“说法”，找回清白。

　　从1982年开始，蒙上焯跑遍了县法院、检察院、教育局乃至县委上访，但是结果一样，没有回音。

　　柳暗花未明

　　自1995年起，蒙上焯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处寄过3次材料，但都石沉大海。

　　2000年10月，蒙上焯带着雪莲出具的证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2001年，海南省高院派人赴琼海调查，并向雪莲核实当时和她发生性关系的究竟是谁。

　　雪莲向调查组澄清“蒙老师是清白的”，但她有所顾虑，撒谎说“导致她怀孕的那人已经死了。”

　　2001年2月20日，海南高院驳回蒙上焯的申诉，理由是证据不足。

　　蒙上焯的爱人薛月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承受不住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

　　目睹蒙老师家的悲剧，谭业兴责怪妻子太自私，并极力劝她说出全部隐情。

　　2001年3月24日，雪莲又给海南高院写了一份证言，说出强奸她的人是堂兄薛贵民。

　　2001年3月25日，薛贵民也出具了一份相关证明。

　　2002年1月23日，怀揣两份证词的蒙上焯赴海南高院参加申诉听证。负责听证会的法官对他说：你回去拿一件物证来证明不是你做的，是薛贵民做的，我们就改。没有，我们不能改。

　　“已经快30年了，男女关系的东西，你就是叫任何人都拿不出来。”蒙上焯对高院法官每一次“加码”感到不解，“琼海县法院判我的时候也没有物证啊。”

　　能否“有错必纠”

　　海南省高院宣教处处长武家水对此案也不乐观，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蒙上焯要想翻案似乎比较困难，“历史上这种案子太多了。”

　　蒙上焯的代理律师王世春说，“目前此案的关键因素是司法机关能否有‘有错必纠’的勇气，还一个公民失去近30年的清白。”

　　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雪莲告诉记者，2003年10月20日，她去海南高院听证时，一位法官对她说：你现在说当时强奸你的人不是蒙上焯，就犯了诬告罪，是要抓你去坐牢的。

　　雪莲回答：“我不怕，只要能还蒙老师一个清白，我愿意去坐牢！”

　　当记者问雪莲丈夫为何如此主动积极要雪莲说出真相时，谭业兴拿出笔，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扭扭写下两个词：良心，清白。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