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差异、南北对峙与南北冲突，是中国近千年文明演进史上的基本主题之一。南北文化风习之异同，成了历代文人学者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不仅逐渐厘清了南北地域文化的不同面相，更重要的是，在南北异同的审察之中也层累性地孕育了中国文人的乡愁意识。最近，诗人兼学者的洪亮在其新著《南船北马总他乡———中国诗性地理上的塞北江南》里，以千年的时光长河为经，以诗人笔下欲说还休的文化乡愁为纬，对塞北江南作了一次中国人文诗性地理意义上的寻觅，也作了一次诗歌语境里的心灵畅游。

　　全书起于汉代刘细君《悲愁歌》、蔡文姬《悲愤诗》两首悲愤沉郁的塞北哀诗中对江南故里的诗歌倾诉，终于近代龚自珍、丘逢甲、高旭等诗人在世局忧患中“无双毕竟是家山”的家园爱恋。各篇大体以一位（类）诗人或一地诗作展开论述，单独观之是专论一位诗人或一地诗作的家园意识；合而观之，则是对中华诗歌史上丰富多彩的塞北江南题材所作的一次历史巡礼。

　　从建安风骨中磊落使才性情背后慷慨悲凉的生命叹息，到陶潜“结庐”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个体自适；从北歌南曲里的异地音声，到盛唐诗人的归隐与流浪情怀；从不绝边塞诗中苍凉的家园之念，到竹枝词里清新的故里风情；从“洗却浓妆作淡妆”的宋人词心，到山深春寒的明末诗风……在“高高秋月照长城”与“矣欠乃一声山水绿”、“只将诗思入凉州”与“十年一觉扬州梦”、“走马直上天山云”与“断肠春色在江南”、“沙际风来草亦香”与“潇潇暮雨唱吴娘”等近乎对比的诗性点染与飞扬哲思中，“骏马秋风塞北”和“杏花春雨江南”两道文化地理风景，跃然纸上。而贯穿始终的，则是对这一风景与题材背后的文化乡愁的追录。

　　正如该书副题所表白的，作者无意仅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待塞北江南，而重在凸显一种诗性地理，即文人笔下与心中的塞北江南；在这种追溯中，作者的笔也不仅仅停留于一种历史的展示，更指向对现代人精神原乡冲动的剖析。现代人一方面乐此不疲地奔走他乡，另一方面却又在日益迷茫的精神荒原中承受着强烈的还乡冲动。人生本质上是矛盾的，正如作者在楔子中说，“旅程即是个体生命寻找价值、实现理想的历程。故乡的荒凉破败、贫困闭塞、因循守旧、单调乏味，让人产生在泥泞中窒息的恐惧，迫使人们背井离乡去追名逐利，建功立业。但山重水复，月迷津渡，理想受挫，价值失落，于是乡愁沛然而生、沸然而起，遭到遗弃的故乡，便幻成了客子心目中的桃源乐土。”这种宿命性的文化体验，常常使文人歧路彷徨。塞北江南题材诗作中所寄寓的，“其实是一种文化乡愁，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原始记忆，趋于人性的复归、生命的安顿、灵魂的止泊”。

　　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家园”首先意指的就是文化学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与心灵栖息之地。尤其是在古典中国的文化乡愁所编织的谱系中，“家园”更是一个交织着千般意绪、万种记忆的字眼。“我走向远方／故乡却在相反的方向。”这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两难悖论。人们常常说“身心安处为吾土”，“此心安处即吾乡”，但对于洪亮来说，无论是塞北抑或江南，都有着“生活在别处”的意味，他甚至不惮于将清人张问陶的“南船北马似他乡”改作“南船北马总他乡”。这种决绝，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洒脱，也体现着一种个体担当的勇毅。

　　(张国功 大江网-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