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还规定：当“发现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党委（党组）、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苗头性问题”概念。显然，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然而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令人深思的“社会学概念”。因而一些纪检负责人就问我：“什么叫‘苗头性问题’？它有没有具体指标？怎么掌握？你这个研究反腐败问题多年的能不能给我们作一点解释？”

　　“苗头性问题”？！这个词的确既很通俗，又很新鲜，也很重要。很多腐败干部为什么会送上审判台、押上断头台？原因之一就是：腐败分子本人并不将“苗头性问题”当回事，而包括纪检在內的组织和领导亦没有将“苗头性问题”当作问题来抓。所以，有的腐败分子在出事后这样说：“当时要是有传媒的大胆监督，要有纪委的及时诫勉谈话，要有公民的及时举报，要有检察机关的及时介入，要有规章制度的制约，要有亲朋好友的及时提醒……又怎能走上腐败之路？”还有的腐败分子在法庭上说：“假如我当年第一次利用职权，将国家的房子无偿送人的时候，报纸把我揭露出来，或者检察机关马上设立特别检察官，对我进行调查，我何至于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大不了二三年徒刑而已，更不要说如果有严厉的监督机制，我压根儿就不可能有腐败的开始。”

　　那么，什么是“苗头性问题”？又怎么掌握？这纯粹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因而笔者只能根据自己多年反腐败之“感性经验”作一个“经验性回答”。一般来说，大致当一个领导干部出现以下这些“情况”时，就可算作是“苗头性问题”了。

　　第一， 若一个领导干部“口碑”极多又极差时，就可以算是一个 “苗头性问题”了。

　　将此作为“苗头性问题”的“根据”：群众的“口碑”是民意的晴雨表，是老百姓对领导人官德的一种口头评价。当群众的利益受到当官的损害而又无可奈何、无处申诉时，往往就用“顺口溜”来表达，用“外号”来反映。譬如，那个被送上断头台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还在阜阳市地方任职时，有关他的负面评价就在省内一些地方流传。当地就有这样一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许多贪官，在他们出逃前或落网前就有许多外号，如“财色厅长”、“恶霸局长”等。山西省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不仅生活腐化到喝人奶的程度，而且残害群众的胆量恶性膨胀，于是人们赏给他两个绰号：“三氓院长”（文盲、法盲和流氓）和“活阎王”。这类领导干部应该说是可疑了，应该算作是一个“苗头性问题”的“问题”了。

　　第二，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家族系统都当官、都暴富时，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将此作为“苗头性问题”的“根据”：“家族式腐败”是社会转型中最常见、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现象中的一个具有“特色性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我的“家族系统”和“都当官、都暴富”这两个“前提条件”。俗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广东的于飞和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北京的陈希同和他的儿子陈小同，原广东人大副主任兼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和他的儿子、女婿们，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与他的女儿女婿、原浙江省常委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鸿运及其儿子、原云南省红塔山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和他的女儿褚映群，原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和她的儿子刘博，广东湛江原市委书记陈同庆及其儿子陈励生，沈阳大案中的慕绥新及其前妻、女儿、女婿，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云南省政府副省长、省长李嘉廷及其儿子李勃……这些腐败案件，实际上都是“家族式腐败”的翻版。这类领导干部应该说是可疑了，应该算作是一个“苗头性问题”的“问题”了。

　　第三，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子女或夫人莫名其妙地出了国，在国外还有“资产”或一掷千金时，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将此作为“苗头性问题”的“根据”：贪官外逃是当今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捞了就跑，跑了就了”是贪官外逃的最常见的形式。更有意思的是，贪官外逃都是有准备的“分步走”的方式：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一般循着如下轨迹：创造种种“合理”名目，先将妻子儿女弄出去做接应，同时“暗度陈仓”，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后，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静观时变；一有风吹草动，便迅即抽身外逃，溜之大吉。所以当位高权重的官员夫妻一方移居长期不归、又不离婚，或是其毫无资金来源的子女能买豪宅、能上赌场豪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这类领导干部应该说是可疑了，应该算作是一个“苗头性问题”的“问题”了。

　　第四，若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富朋友”、没有“穷朋友”，整天只是围着“款爷”转，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将此作为“苗头性问题”的“根据”：因为如今的“时尚”是大官要傍大款，大款要靠大官，一个手中有权，一个手中有钱，亲近是大官与大款彼此进行权钱交易的必要条件，是他们产生“共同致富”的基本前提，对此，被人称之为“政治暴发户”、“经济暴发户”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对一个大款说得就非常坦率：“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广西巨贪李嘉廷在事发之前的“朋友”都是“款爷”，都是有钱人，因而是他们的“坐上客”，所以昆明一位老板为此而断言：“我用脑袋担保李嘉廷早晚会出事。他经常来‘海鲜街’吃饭，包括宴请他的私人朋友，都是由老板们买单。那些老板是什么人，为什么愿意这么做，我最清楚。他们是从来不白花一分钱的。”此老板说得一点都不错。所以凡只交“有钱人”做“朋友”的、经常出入宾馆酒楼的，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第五，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周围经常有漂亮的、时髦的女郎出入，外出公干、考察都有靓丽的女子相伴时，就可以算是一个“苗头性问题”了。

　　将此作为“苗头性问题”的“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有人统计，时下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这个数字不一定精确，但贪官与情妇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肮脏关系，却是事实。许多贪官的犯罪正是从生活作风堕落、包养情妇开始的，甚至许多情妇还是贪官犯罪的共犯或者催化剂。而当今的“色贿”（即“性贿赂”），也是当今社会的奷商用来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常见手段，他们用美女、色相作为一种手段，去引诱、拉拢、腐蚀权力者，从而达到其它方法达不到的目的。这种“小姐”招待、色情贿赂的“有色腐败”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的周围便会经常有漂亮的、时髦的女郎“相伴”，将此作为“苗头性问题”是一点都不差的。

　　……

　　我说的“上述五条”肯定属于《条例》中所说的“苗头性问题”，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肯定是可以“对其进行诫勉谈话”，不过，“苗头性问题”是不是仅仅就只有上述五条，那也“肯定不是”的，不过，据我的观察，发现“苗头性问题”并不太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但是，谁敢“诫勉谈话”？！谁去“诫勉谈话”？！实在是很难的啊！因为党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传统已是多年不见了，它的“长期消失”是有充分的历史背景的，要一下子将它恢复过来亦是很困难的、艰巨的。不过，有《条例》支持，事情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我倒是有一个诚恳的要求：希望网友们一起来分析、讨论还有没有其它属于“诫勉谈话”的内容的？！也好扩大我们的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诫勉谈话”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