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泰

　　经过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采取提交提案、与领导通电话和发表看法等方式积极斡旋，北京市大兴区有关领导近日表示，将劝说投资商改变初衷，放弃搞斗牛表演，将正在兴建的亚洲最大、拥有3000座席的斗牛场，改为搞驯兽表演或其他娱乐项目的场所。据当地媒体报道，大兴区原定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并计划在今年5月1日开始举办斗牛表演。

　　一个不太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大型建设项目，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斡旋之下，被取消并改变建设思路，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欣喜之余，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虑：毕竟是生米快做成了熟饭才“打住”，难免造成一定的损失和社会影响。如果能够使监督前移，变事后为事前，效果岂不更好？

　　据悉，3月10日兴建斗牛场的消息披露后，即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关注和不安。何故？在我看来，兴建斗牛场，不仅对正在筹备奥运会的北京向世界展示健康文明的美好形象不利，与树立爱护动物、关爱生命的理念和人类的文明进步相悖，逆世界趋势、国际舆论之潮流，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的国情。

　　试想，这样的“亚洲之最”建成运营后，门票肯定价格不菲，普通的工人、农民有“能力”观看吗？恐怕十有八九要成为“公家人的乐园”，为公款消费和腐败营造“适宜”的环境。那么，既然如此，怎么就硬是上马了？如果当初注意集中民智、听取民意，征求一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是否可以避免这样的决策失误呢？

　　社会监督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于制约行政权力、遏制腐败现象等具有积极意义，对政府做任何事情和工作决策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民主监督在时间和程序上无非分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方式。同事后“斡旋”相比，事前监督和干预可以防患于未然，克服监督滞后所带来的弊端，使得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很好地发挥监督的参谋、协商和制约作用。因此，选择监督方式，在更多事情上、更多时候，还是多一些事前监督、少一些事后斡旋为好，以便取得最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