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近段时间，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收费或不收费，大家都有其理由。特别是律师的加入，消费协会参战，更是使得这件事让媒体与国人十分关注。

　　其实，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银行服务如何收费、如何定价应该算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完全由银行本身根据其成本收益来确定，而不需要外界多加评说。因为银行服务的收费与定价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如果银行服务的定价合理或合适，那么银行与顾客之间的交易才得以顺利进行；否则，无论是银行还是顾客，哪一方觉得交易条件不满足，他们之间的交易都无法得以进行。

　　但是体制不同或在非市场体制下，其情况就迥然相异了。

　　因为，在不同的体制下，银行的性质不同，它们服务的目的与功能也是不同的。如果国有银行在获得收益时，则把外国私人商业银行的运作办法、收费标准及定价方式套用过来，而成本承担时，则以自己为国有银行，那么，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

　　首先从国内银行业的情况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占有70%以上的比重。也就是说，国有银行业仍然处于完全垄断的状况下，国家通过行业准入的限制，从而使得进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垄断利润。

　　还有，正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为国家所有，它就可以无成本地获得整个国家的信用担保。作为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业来说，如果有国家的无形担保，那么其信用级别一定会高于国内其他银行，民众就会认为存入该银行资产的安全性就会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很高，但是国内民众仍然不担心其风险而把存款源源不断存入四大国有银行的原因。只要国家不垮，国家就能为国有银行作信用担保，这些银行的现金流就会不断，有问题也能够化险为夷。

　　再就是，国家不仅为国有商业获得垄断利润及为其提供信用担保，而且源源不断地把社会其他方面的财富或资金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例如债转股运作，就是把国有商业银行所要承担的风险转移出来。还有，政府用国家外汇注资国有银行也是一种社会财富直接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这些都是以显性的方式把社会财富直接地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还有更多的是通过非显性方式把社会财富或民众的财富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去。例如，在国内利率严格管制的情况下，政府利率的调整，首先考虑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收益问题。这几年来，国内存款利率越来越低，但是存贷款利率之差并没有随之而缩小，反之还在扩大。这样，民众存款收益减少了，但其财富则通过国家对利率的管制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怪不得，早些时候人民银行希望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促进市场竞争，但却遭到来自四大国有银行极力反对而不了了之。

　　正是从上述方方面面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按市场法则来运作，它的许多行为应该是商业行为；另一方面，它又得为社会提供准公共品，因为它为国家所有并且它在发展中得到了国家提供的种种便利。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来说，既可以收费，也可以免费；有些服务可以自主定价，有些服务则应该由政府统一定价。问题就在于是哪些服务该收费，收费多少，都得考虑对整个社会民众的利益影响。

　　至于借记卡收费问题，如果四大国有银行作为一家商业化企业，按照它的成本与收益来核算，如何收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收费多少，就得提供多少服务。如果不提供这种服务，客户就一定会退出这个市场。既然四大国有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既然四大国有银行还要获得来自政府的优惠，那么它为社会民众提供一些准公共品也没有什么不可。借记卡收费与否也不是成本收益核算的问题，而得与政府谈判。政府觉得应该收费，它才能够收费，但这种收费应该有一个较长的公示时间。

　　比如，四大国有银行的借记卡要在2004年4月1日收费，就得一年前就发布公示，让社会中每一个客户知道国有银行要做什么。而且不仅要公示，还得采取不同的方式通知到每一客户，让他们知道持借记卡要收费。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一是公示时间短，二是对客户通知不充分。突然间提出要收费，即使它们正在进行商业化改革，这样也是不合理的，民众也有力争的理由。

　　至于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违反了合同法，是什么霸王条款。我想这就不在理了。首先，对每个持有借记卡的客户来说，他们在办卡时，肯定会填写一张表格。而这张表格就是一份格式化合同。对于这张合同上是否有收费或不收费的条款，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当时的约定是不收费。但是，这个约定的时效如何，是永久性的吗？肯定不会在当时的这份表格写上这些内容，而表格的解释权在银行。即使合同写上了不收费，银行也可以对它重新解释。在情况变化之后，银行对这份格式化合同重新解释要收费，客户没有理由说银行有什么错，更不是违反合同法。

　　至于霸王条款，那就更是差距太远了。一是银行服务尽管有垄断的意味，在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哪里来的霸王条款呢？

　　总之，目前炒得沸沸扬扬的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论争，其实很简单，首先是对国有银行定位。如果还是国有银行，还得享受政府各种优惠与资助，那么就得为社会提供准公共品，有些服务就得免费提供。四大国有银行不要在收益上就如何向其他商业银行看齐，而在自身运作上则把成本却转移到社会来承担，这样做对整个社会及国内银行业来说都是十分不公平的。如果四大国有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它如何收费完全是企业行为，也没有什么国际惯例可参照，客户也没有多少值得非议的东西，但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转变过程中，借记卡收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要收费，就得先（如提前一年）向整个社会公示并通知每一个客户，告诉民众什么时候借记卡要收费，希望他们早点做好准备，而不是一宣告收费就是。这就是问题所在。

　　易宪容（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