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洋医生”谈“中国心得”

听“洋医生”谈“中国心得”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6日08:00 浙江日报

本报记者任琦庞承　2004-4-6 　　医疗，一个炽热而又沉重的话题。当人们期盼着低费用和高质量服务的时候，也需要“自省”：如果我们自身的就医观、健康观不正确，就会妨碍这种期盼的实现。　　近日，我们走访了在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长期工作的几位外籍医生，通过他们在医疗领域感受到的不同医疗观念的碰撞，来从中汲取些什么——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是杭州一家颇为“西化”的医院，十年前成立时，就以“洋医生”看病、引进西方医疗服务理念而轰动一时。十年过去了，这些“洋医生”对我们传统的医疗方式和理念有什么感触呢？　　“我第一次看到病房里的病人们大声说笑，走来走去时，完全颠覆了我在美国医院里得到的印象……”当医疗遭遇经济学　　来自美国的护士罗启莱谈起二年前第一次到中国，跟邵逸夫医院的护士们查房时的情景，印象还是那么鲜明。她说“那些病人大声说笑着，走来走去，跟我在美国时接触的病人相比，他们的病轻多了。如果他们能这样，就不该住在医院里”。　　非常巧的是，来自美国的医学博士、邵逸夫医院大内科主任麦法德也说起了住院时间的问题。他说：“5年前刚到邵逸夫医院时，病人平均住院的天数为8至9天，而在美国只有3至4天。当时我就觉得很吃惊。后来了解到别的医院甚至达到17天以上”。　　在国人传统的观念中，住院一定要住到病愈后直至生龙活虎，才能出院，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住院费用居高不下的代价。　　但在西方医学理念输入下，邵逸夫医院却会出现“医生赶病人出院”的景象。院长何超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急性阑尾手术，在一般医院里肯定需要住一个星期，但是在邵逸夫只有二三天。因为急性阑尾术后，100个病人里面可能有20个会伤口感染。但为了这20%的比例，就要所有的人都住院，实际上是对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当然这样的做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据介绍，美国医生有一本通用手册，上面详细地列明了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出院。这本手册是被法律所认可的。　　医疗，事关生命，但也事关金钱。在生命第一的原则下，进行经济比较也是门学问。在美国，这种比较账有时是保险公司替你算的。麦法德医生说，因为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有着严格的审定，所以许多病人都会选择尽早出院。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　　那会不会因为费用，而影响病人的康复？罗启莱否定了这种看法：“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因为国外有完善的社区医院、护理中心，康复中心等支持体系。在美国住院的费用相当昂贵，但是病人可以出院后到一些规模较小的社区医院、护理中心等进行恢复性的医疗，而不必挤占大医院宝贵的医疗资源。”现在在邵逸夫医院，医生护士也会教给病人出院后一些简单的自助护理方法。　　讲求成本与医疗质量是两码事。每百元收入卫生材料消耗支出，邵逸夫医院是全省医院最高的，手术室、诊室的医护人员洗手用水都是纯净水。可是来自国外的罗启莱的“要求”还要高：“刚来时，这里的护士给病人换床单一直到换完才洗手。而在美国医院里，换一个病人的床单就洗一次手。现在邵逸夫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换四五条床单洗一次手。” 　　这些近乎“奢侈”的讲究，并没有使邵逸夫医院成为贵族医院，这里的人均医疗费用在杭州众多医院中只相当于中游。诀窍在于不该花的钱尽量不让病人多掏：据说有病人因为普通感冒，医生不给他挂大瓶而“大巴掌扇过来的”。病人愿掏钱当“冤大头”也不行。因为这是一种现代医疗的理念，节约的不光是你的钱，还有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而财政对医疗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却只在世界上排133位。如何更有效、合理、经济地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对中国来说，更有现实意义。只是需要建立这种科学的医疗消费观的，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当然还有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让术后病人坐起来，给他拍背，哪怕为此给他打针杜冷丁止痛。”当土习俗碰上高鼻子　　坐不坐月子，曾作为东西方护理习俗迥异的一个例子进行着口际传播，虽然东西方医疗传统各有所长，但是有一点却让“洋医生”们感触颇深，许多中国病人对传统习俗，不是利用而是盲从。　　邵逸夫医院的几个外国医护人员虽然身在异乡，但他们面对某些已被证明的科学医疗手法与中国传统习俗冲突时，却是不肯“入乡随俗”。　　比如，和国人静养观不同，西医主张一种更为积极的恢复方式。动了手术，一定要尽早起来做适当的运动。“插着七八根管子，的确困难。但这不应该是你不动的理由。”洋医生们这样说。在邵逸夫医院，病人术后不久，外国医生就让护士按照严格的护理流程进行活动。甚至有时是给病人打了杜冷丁止痛，再让他坐起来给他拍背。　　当然，东西方的不同习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并不见得有一个绝对的“对错”。比如对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要不要满足他的知情权。　　虽然麦医生肯定地认为：病人对自己的情况知道越多，他所能做出的选择与判断也就越正确，可以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但是，在这里他发现，“如果病人得了不治之症，中国医生很少会告诉病人真实的情况。而在美国，绝症病人还会和医生谈如果自己最后抢救中出现丧失自主呼吸的情况，是否要医生放弃治疗之类的话题”。　　不知道麦医生是否知道中国孔子说的“不知生，何知死”之类的儒学之道，但在中国工作了五年，他最终从现实中感受到，这不仅是个简单的知情权问题，很少有病人能坦然地谈论生死。如果病人得了绝症，他多半会被善意的谎言包围，而许多病人也确实难以承受“不治之重”。对此，麦医生说“可能是文化不同”，所以很多时候，他学会了尊重病人家属的意见。　　习俗的背后，其实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经验与知识的积累。有的被时间证明是对的，有的则不然。一个人能不能正确辨析，除了个人的意志与性格，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发展中的医学知识的了解程度。　　罗启莱记得有次一个老太太问她，她有个侄儿因患癌症去世了。这个侄儿曾给她儿子一件茄克衫。她非常担心她儿子会不会因为这件茄克衫而患上癌症。罗启莱认为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相对来说健康知识比较丰富。但是一些老年人和来自农村的人对健康知识较少，也更相信习俗。　　邵逸夫医院成立了一个健康教育委员会，曾在新加坡工作过的杨丽黎有着健康教育护土这个新“职称”。她说“我平时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病人开讲座，让他们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疑问。” 　　应该说，在面对公众的医学知识普及上，国外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国外有各类关于“自治疗法”的书，上面一步步地详细地罗列常见病症的症状、针对这些症状自己应采取的不同措施。简单、有效、实用。虽然这些不能代替医院，却能使你在与疾病抗争时，也会成为医生的一个好助手，而不是无助而盲目的羔羊。　　“他到我这里来看病，却先向我递上一支烟。”当没病与健康成为两码事　　我们问麦法德，你在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什么事？他想了一下，说是有一次，一位病人到他这里看病时给他敬烟。那回，他花了整整十五分钟向这个敬烟者讲了抽烟的危害。　　健康，根本上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无独有偶，几个来邵逸夫医院的国外医护人员，都保持着吃素的习惯，每天中午，他们不在医院食堂里就餐，而是不怕麻烦地回自家让家人做。虽然他们吃什么只是他们个人的爱好，但是，看得出，这些医生对待健康的追求，是贯注到生活细节里去的。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一边为高血脂大把吃药，一边大吃大喝不收敛。罗启莱说，她注意到每天早晨，医院对面的公园里满是锻炼的老年人，却不太见得到年轻人的身影。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是这样写的：健康是“身体、精神、社会的安定状态，并非仅仅是不处于疾病或病弱的状态”。　　比我们生不生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从社会行为到精神思想，而这是肉体健康的一个大前提。杨丽黎说，她在专家门诊给外籍医生当护士，一个很大感受是，他们向病人问得很细，许多生活细节都问到，看一个病人一般要半个多小时。　　在这样一个健康的新概念之下，医院也从单纯的治病救人，变为承担起倡导科学健康生活方式的责任。　　在医院的支持下，麦医生现在正在致力于戒烟的医疗与教育。他有些无奈地说，上个月开的戒烟门诊，到今天只有6个左右的就诊者。因为很多人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来看病的人当中有不少较为富有的人，他们开始感到抽烟不受欢迎。　　就整个社会的医疗服务体系而言，也应从重治疗转向重预防。外国医生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谈起了中国去年经历的SARS。他们一致认为SARS带来的最后的结果是加快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他们十分羡慕中国各级政府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 　　“你知道每年中国有多少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病？”麦法德问我们。“100万！而SARS去年一年也不过造成900人死亡”。　　麦法德的潜台词是，对全社会来讲，加大对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的投入，其实比起应付“亡羊补牢”式的医疗投入，效费比要高得多。他的话应该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