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曹林

　　在女权主义各种文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对避孕药的感激：文明和进步不断拆除传统婚姻的根基，1960年避孕药的发明绝对是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解放运动之一，一颗小小的药丸，不仅给了女人一盏主宰自己命运的神灯，而且把性生活和传宗接代区分开来，使男欢女爱真正成为可能，婚姻和性行为的形式与本质都出现了不同的面向。

　　避孕药突破性的解放功能诚至于斯，复合片、序贯片、双相片、三相片、微量片，开放的社会不断从避孕药的技术改进中获得摧毁传统强有力的革命资源——性解放的高歌猛进靠它，社会无坚不摧的世俗化靠它，现代公司社会对传统家庭社会的颠覆靠它。但传统不是纸老虎，在避孕药强大的攻势面前并非毫无抵抗之力，特别是在一些传统文化土壤还相当厚实的发展中国家，传统表现出了惊人的抗争意志。避孕药是技术进步的产物，传统同样以技术变革的手段对避孕药进行抗争——亲子鉴定的流行即是表现。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社会当下亲子鉴定的接触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上海、广州、北京等中国城市，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人数在逐年稳步增加，在南京，春节后还一度出现亲子鉴定的“爆棚”现象。在所有亲子鉴定案例中，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悄悄来做鉴定的比例越来越高。据北京朝阳医院介绍，在他们那里，90%以上的案例起因是男方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中国爸爸们的“亲子嫌疑妄想症”越来越严重。

　　对亲子鉴定升温这一现象，专家说这透露出今天社会中家庭的信任危机：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造就了一个诚信缺失的“市场社会”，银行有呆坏账，商品有假冒伪劣，婚姻有亲子嫌疑，这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有理，但从一个更宏观的文化背景和技术变迁理性来看，亲子鉴定的流行实质是传统对现代性——具体来说是对避孕药的文化抗争。

　　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避孕药以技术的进步分离了性生活和传宗接代，而亲子鉴定则试图对避孕药进行限制，试图通过技术上的可鉴定把分离的性生活与传宗接代在血缘上弥合起来。

　　确实，避孕药对传统的颠覆是全面和实质性的。中国传统有着非常严格的贞操观，儒家经典中充斥着这样的故事：女子在河边洗衣服，如果撩起袖子的胳膊被男人看到了，她便会将那支胳膊砍掉，因为它已经不贞洁了；女人乳房如果生病了，她们宁愿任由乳房溃烂最后死去，也不会让男医生望闻问切。而在避孕药技术暗示中，这种极端的传统轰然倒塌：性爱可以与传宗接代分离，性爱可以与家庭分离，性爱是个人自主的快乐。

　　毋庸讳言，在避孕药的护卫下，中国社会在性观念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外情、一夜情、包二奶、外遇、婚前性行为，虽然主流舆论依然排斥这些不端行为，但实践中人们还是相当开放的，甚至是集体性默不作声的宽容，最起码人们对此不再惊讶。这种在性上宽容和开放的意识形态与现代公司社会的要求高度重合：性满足不再以家庭为唯一实现形式，公司社会的交往网络提供了丰富的满足资源。

　　但传统的忍受是有限度和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传宗接代中血缘继承的纯正性。这种要求不仅基于一种心理上的洁癖，还涉及到财产权的继承和家庭存在的血缘基础。传统拿什么与避孕药进行抗争呢？家庭拿什么捍卫自身血缘继承上的纯正性呢？亲子鉴定的技术理性满足了传统和家庭的这种诉求。避孕药再厉害，它只能避孕，可一旦孕了，就有技术对怀孕的结果进行鉴定，龙种还是跳蚤，一鉴便知——这种技术上的可证伪性形成了捍卫家庭血缘纯正的坚固防线，控制着避孕药对传统的进攻，控制着社会的伦理底线。

　　在美国，亲子鉴定很少被用来检验配偶的忠诚度，它一般会出现在两个场合：一是用于法庭，来判定财产继承或者争取孩子抚养费用；另一类情况则是媒体拿来做节目。在中国，亲子鉴定则承载了捍卫传统和家庭的功能。对此，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的现代性转化中，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些相互制衡的张力来维持稳定，而亲子鉴定与避孕药在文化上的抗争正包含着这种建设性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