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龙

　　“投资”不能成为“环境”的限定词。我们要打造的，是适于投资的公平市场环境，而不是仅仅适于某些人的超越市场的特殊环境。否则，就有可能侵害和投资无关的环境

　　对于“投资环境”，因为事关引资，各地都是变着法子要搞好的。

　　不过，这些法子有时很奇特。这里有一例：无锡一客商到苏北某地投资，与当地领导闲聊中讲起自己一个“梦想”：希望新买的轿车能够挂上号码为“9988”的牌照。于是，这位领导找到公安局长，局长又找到车管所长，甚至专门为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字母序列。

　　领导亲自过问车牌，当然是一种“重视”。也难怪，在“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口号下，县长、局长、车管所长等当然要带头。

　　可是，车辆上牌，自有明细规定和流程，是不必领导亲自来操办的，过分的“热情”反而有违办事规则。再说，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一搞特殊就损害公众利益。这样看来，所谓投资环境在一些地方是有明确指向的，就是对待和外来资本有些牵连的人的特殊性政策安排。这样的事情还不少。比如，某省近日公开承诺，外商反映的一般投诉案件，限一个月内办结；某市运用地方立法的手段，为一些特殊的政策性安排寻找法律支持。有的地方更是通过低廉的地价吸引投资，然后把损失转嫁给失地农民。

　　诸如此类，实际上是在运用特殊的政策制造畸形的发展，也许短期内可以制造一些好看的数字，从大局看却严重损害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政府监管的公正，特别是挑战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法治的基本精神。“投资”不能成为“环境”的限定词：我们要打造的，是适于经济发展的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仅仅适于某些人的超越经济行为的环境。试想，一个可以因为一定数额投资而被“特殊照顾”的人，是不是也有可能被“特殊”地吃拿卡要呢？如果某个项目因为被“特殊照顾”而与群众利益发生了冲突，又该为这些资本和群众各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呢？

　　政府的重要职能就是创造加快发展的环境。如果把投资环境拿出来单独创造，就有可能侵害和投资无关的环境，比方说市场环境、人居环境、治安环境。因此，要打造好的投资环境，根本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弱化微观管理职能、转化社会管理职能，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平的秩序和细致入微的公共服务。

　　《华东新闻》 (2004年04月07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