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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文化续脉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7日06:21 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李舫

  近1亿字的《今注本廿四史》文稿静静地从300余位专家笔下流出,字字心血,一沓一沓的文稿错落排出,像一条绚烂的文化之河,而隐藏在这条文化长河之下的,是无数学者对“重修正史”的持久梦想和“为民族文化续脉”的历史担当。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其产生、发展、衍变的书籍就叫做史书。但是还从未有一个国家的史书像中国这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自成体系且记事时间与编纂年代跨度最长的史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廿四史。廿四史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它完整记录了从黄帝到明代,长达两千年间中华民族兴起和演进的历史过程。它是中国历史上24部著名史书的总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直至《明史》的24部史书,全书共3296卷,约3700万字,分别以本纪、列传、表、志等文体,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地理、民俗民风等众多社会领域展示中华的漫漫历史。其中《史记》修成于汉武帝时代,《明史》写定于清乾隆初年,整个编撰过程长达1800多年。廿四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包括了中国历史上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历史时期。廿四史自成体系,记载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但因现今传世的廿四史除前四史有残缺旧注外,其他各史都是无注释且为文言文,很难阅读,又因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廿四史正文相分离,读者无法参阅,所以最终完成廿四史的现代化形式,是我国文化基础建设中的一项重大工程。在众多史学家的倡议下,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毅然决然担当此事,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准确、翔实的历史读本。1994年7月,文促会经文化部批准成立了“今注本廿四史编辑委员会”,开始组织《今注本廿四史》的编纂工作,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张政良先生任总编纂,动员全国46个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300余名各断代史、各专题一流学者,以疏通史实为己任,以史家著史为特色,全面开笔启动“今注本”编纂工程。

  近十载的斗转星移,苦耕不辍,“民间修订”廿四史终成正果。今天,这部一亿五千万字、400余册的皇皇巨著已完成过半,其中《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5部史书的校注工作基本完成,进入最后的审稿阶段。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谈到《今注本廿四史》的学术地位时说,20世纪对廿四史有三次大的壮举。第一次是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使廿四史第一次有了完整的版本;第二次是由毛泽东主席立题,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校勘标点,完成了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三次就是文促会编修《今注本廿四史》,这是三次大规模修史中最重要的一次,它不但将纠正中华书局本的校勘、标点错误,纠正错误史录,同时还将详尽准确地对原文进行注释,最终完成中国古代历史的现代化形式,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在历时9年多的编纂工作中,参与其事的历史学家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中《南史》主编、安徽师范大学万绳南教授,《宋史》主编、河北大学漆侠教授,《金史》主编、吉林大学张博全教授,《明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所王毓铨教授在编纂工作中相继去世。留下已经完成或者未及完成的著述。老人们走了,不仅带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学识与见解,更加使我们体会到这一史学工程的紧迫性。

  在《百衲本廿四史》问世之前,清乾隆皇帝“钦定”的《武英殿本廿四史》(简称“殿本”)是清、民两代研究中国历史最为流行的版本。但“殿本”的编纂者多为御用史官,为帝王左右,史实错讹甚多。《百衲本廿四史》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选用各种版本相互参校、补缀,呕心沥血18个寒暑乃成,纠正了“殿本”300年来造成的大量混乱,澄清了史学界的许多错误,被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百衲本”中的校勘、标点错误和史实错误也逐渐暴露出来,面对这种情况,“今注本”的编纂者们在前人校书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校勘方式,将校勘与考证紧密结合,精密考订,理出版本源流,厘定文字得失,字字悉心校勘,页页精心修润。“今注本”以疏通史实为己任,以“史家注史”为特色,著作成分占到全书文字总量的2/3,并将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著的风貌,其中甘苦可见一斑。

  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一个神圣的题目,更是一个沉重的题目。“十年辛苦不寻常,”谈起这些年披荆斩棘的编纂工作,文促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石感慨万端。工程浩大,经费完全由民间筹集,可谓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开笔两三年后,有些编写组完成了书稿,可是该付稿酬的时候却没有钱,只好一审再审,一拖再拖,“今注本”工程一次又一次被别人讥笑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欲搁浅,然而编纂者们未敢有半点苟且差池。编纂工作坚持到今天,王石说,“熬过了漫漫长夜,曙光已现。”文促会打算在一两个月内召开一个广纳八方的出版座谈会,为十来年的工作寻找一个“撑渡者”。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许多出版商摩拳擦掌,准备上阵。

  在采访中,王石反复强调他的一个观点:“让传统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他说,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我们的历史缺乏了解和认同。然而,边缘化是暂时的,宏大博深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也将永远是中华民族赓续绵延的基石和力量,这也是众多学者兀兀穷年孤守青灯黄卷从事修订和考注工作的坚执信念与力量源泉。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07日 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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