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日前向央视《新闻调查》爆出中国音乐学院春季招生中的一些“怪现象”。昨日本报编发了。她说的一些话——她说话的直白和慨然令人动容：尽管她在接受采访之前动摇过，尽管她认为这“可能会伤害到一些其实在努力杜绝这些现象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不说话已经不能给别人，给这个事业，给学生带来平安和幸福了。”

　　我们认为，宋飞的话（还有她曾有过的动摇），不仅触及的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个别事件，而且可能触及了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知识者的某种普遍处境。这种处境就是利益的关系网，就是不公正的“合谋”，就是在这样的关系网和“合谋”的环境之中，知识者的精神困境和精神煎熬。

　　教育领域和高等院校，无论人们说它们是怎样的“清水衙门”，但是，由于总是存在着资源的稀缺性，总是存在着选拔，因此就总是存在着不可能消除的权力。这些权力被分配给一些教师，在招生、考试和论文答辩中行使。这种权力的行使，与校门之外的社会和行政领域的权力具有同样的性质——都产生对当事者公正或不公正的结果，甚至更为敏感一些，因为公正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教育本身，就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重要途径。由教育的不公正导致的不公正，可能影响深远。

　　在教育环节中，每一次的不公正是不能孤立评价的。它们总是把一些不公正的关系、不公正的意识留了下来，并可能在一个知识群体中逐渐蔓延，以至于最终可能把所有人都包容进去，使公正的人、公正的关系和意识无处容身。这就是“合谋”。个别教师的不公正并不是特别可怕的；而一个“身居要路津”的知识群体的不公正合谋，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在这种合谋中，一个知识群体的价值标准、是非感、道义感都可能在不知不觉间销蚀。

　　“合谋”确实具有一种稳定的性状，它可能是明示（就是宋飞所指的“串通”）的，更可能是默契的。它可能成为一个知识群体的生存状态。打破这种合谋，确实意味着风险、矛盾、冲突；而进入这种合谋，在多数情况下往往只需要“洁身自好”和默不作声。少数人要直接制造着不公正；更多的人则可能在这种不公正的关系、意识的范围之中受着消极的影响：他们对公正的信念、他们的职业荣誉感，都在悄然损蚀着。他们的良心不能自安。这就是宋飞曾有过的“动摇”——就是这种“动摇”所揭示的群体处境。这也是教育的纯损失。

　　如果说“容忍不公正，就是不公正”，那么这对于知识者个体而言，可能是一个过苛的评判标准。但是，宋飞忍耐不住，脱口而出，仍然有着重的的价值：她至少证明了公正的表达是恢复良心、公正感和职业荣誉的必然之途。公开的表达，对于一个知识群体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个案的事实，确实是需要查证的。但是，表达是另外一种重要的价值。我们的各个行业内部都缺少表达和评议的制度，知识者群体内部的这种缺失就更是一个隐疾。没有适当的表达，我们就看不到人的良心，看不到正义感，看不到公正。没有表达，公正就没有声音。因此，我们与其说提倡并鼓励宋飞这样大胆向媒体揭露不公正的事实，不如说，我们认为，在一个行业内部，特别是知识者群体内部，应该首先建立的是表达、评议的制度和环境。这是公正存身的适当环境，是恢复公正的起点，也是知识者应尽的公正之责。本报特约评论员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相关报道见昨日C51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