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漫笔

　　鄢烈山

　　常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是一种感叹，透着无奈。父母之疼爱子女，是一种不能自已的动物本能，如水之趋下；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惯性，在父母眼中子女永远长不大而需要监护；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人向来不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更不会在子女一成年就撒手不管他们。古代直接治理百姓的县官自称为“父母官”，以示亲民。他们对治下百姓是否有“爱民如子”的情感实属可疑，而有“当家作主”家长般的权威却货真价实。

　　话虽如此说，由于古代的政府治理是一种“粗放”的治理，行政统治只达县一级，乡村社会是靠乡绅、家族等力量依风俗习惯实行自治的，“父母官”们直接面对百姓所管理的事情就非常有限。县衙无非维持社会秩序(捕盗、判案)、征收钱粮两件大事，外加办一所官学、有时赈灾和迎送过往官员。所以，我们到平遥古城等地参观古代县衙，就不能不惊讶于那时的县政府远不如当今的乡镇机关官多吏众。岂止县一级，欧阳修那样的风流太守(中央与县府之间的地方行政长官，类似美国的州长)，不是也常有闲暇饮酒吟诗吗？若说那是自然经济、乡土社会，那么到了明清与上世纪50年代前，商品经济日渐发达，城镇人口日多，政府机关所管的事情也很有限，亦无非公共秩序、税收、教育等数项。我们从反映那些时代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中可看到，无论哪方面的政治力量到了某一城镇，要款要人往往找当地商会，盖商会是当地市民社会最有实力的自治组织。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不参与具体的商品交换与市场活动。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从人头到田头，一切都由国家实行“数目字管理”，全能政府便出现了，民间社会的自治功能便萎缩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尽管我们早已确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即从简政放权开始，“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已提出近20年，但是，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仍然没有多大改观。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育有个过程，有些改革开放尚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推动；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利益驱动着一些行政管理机关与民争利，它们追求的是权力的强化与扩张，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反过来，民间自治力量的弱小，又为不甘淡出社会的那些权力部门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联合国驻华机构3月25日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从联合国的视角总结了中国近年来的成就与经验，存在的问题与差距。正如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所说：“报告在此刻发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份报告几乎在每项建议中都提出要加强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营利组织)的建设，认为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优先领域中就包括“向协商／参与式的治理方式转变，使非国有部门和公民社会成为政府的伙伴，帮助制定和实施政策”。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公民社会逐渐成长壮大，民间自治能力不断增强，政府的管理职能转变后才不会留下缺位，供养着庞大国家机关的财政压力才会逐步消除，而国家机关“恩有所归、怨亦随之”的道德重负才可能减轻。

　　《南方周末》3月25日曾报道上海大规模进行NGO改革。4月7日，多家媒体又报道了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亲临深圳市，开通网上“深圳市民间组织信息管理系统”的消息。据悉，民间组织管理机关将“从重登记审查转变为重事后监督服务，且通过办事程序的公开透明化，让管理机关在阳光下作业，接受社会监督”。这些消息是令人鼓舞的。由此，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民间组织将有较快发展，公民的自治能力将迅速成长，“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并不遥远。我们有望用轻快的语调喊一声：别了，“父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