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据4月10日《沈阳今报》以“划区禁讨沈阳铁订不跟风”为题的报道，《沈阳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近期出台，其具体内容即将敲订，设立禁讨区的内容并没有列入其中。

　　我不想单就沈阳市不设“禁讨区”的做法表达我的敬意，因为这会遮蔽了对于公共政策的制订及其取向的关注。所以我只想说，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我们都在期待着有一个城市能够发出这样一种不一样的声音。

　　在设立“禁讨区”上，尽管禁有禁的理由，但持反对意见者亦有其法律的、伦理的，而且同样“貌似合理”的解释。而在舆论纷争、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之时，公共管理者却无一例外、义无反顾地选取设立“禁讨区”的做法，除了说明政府意志的强力之外，似乎难以表明其在公共生活中对于公众意见的充分考虑及尊重。这也使得在制订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谁来代表持不同意见者，成为一个问题。

　　公共生活充满着博弈。公众意见之间的博弈，公众意见与公共政策的博弈，此政策与彼政策之间的博弈，等等。多种力量的作用使公共生活趋向理性。所以，当公共意见出现纷争之时，有的地方可能“一禁了之”，但在另一地方也可能并不“跟风”，这是构成博弈的要件。从这个意义上，“沈阳”符合我们对公共生活的理性期待，那就是在公共政策的制订上，能够符合更多的人利益，因而显得更加审慎。

　　媒体将沈阳的做法视为“不跟风”。其实，公共生活要求公共政策制订者的，不是特立独行，超然物外，而是更加审慎的操作。毫无疑问，沈阳是谨慎的，这一点可以从民政部门负责人的解释中看出来。因为说到底，在公共生活中“禁”之一法通常表现为对公民权利的部分限制，在这个时候，怎样让公共政策起到平衡社会面的作用，更加重要。这并不是说，其他禁讨的地方并没有慎重的考虑，但是至少，它没有“更加慎重”。

　　正像“一禁了之”并不表明公共管理者必然有所作为一样，“审慎”也并不表明毫无作为。事实上，“一禁了之”恰恰可能带来某种管理惰性和简单思维，而“审慎”却可能使管理者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以沈阳为例，为了整治流浪乞讨管理盲点，他们制订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对从事非正常乞讨的8类强讨恶要人员进行严厉查处。事实上，一些地方设立“禁讨区”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时虑及公民权利的因素），何种路径依赖才是最优选择，就无需多说了。

　　也就是说，我对沈阳不设“禁讨区”做法的肯订，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理性社会中“不一样的声音”的需求，更是借此看到了社会管理者在制订公共政策时，兼顾有效治理和利益平衡的可能。杨耕身（湖南编辑） 相关报道见A11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