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评弹

　　王溪勇

　　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资料显示：道路交通伤害将成为全球疾病和伤害负担的主要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抑郁症(详见本报4月8日C04版)。

　　预防和减少车祸，是将于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根本。新法第四十七条尤其令人关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昨天的珠三角评弹《走香港　看广州》一文，真切地道出了对广州机动车与行人“生死时速”般“火并”的忧虑，并以香港为例，点出“对红绿灯绝对听命”的价值。

　　听命红绿灯，即服从法规。有法，才谈得上“可依”、“必依”。问题是：一些道路未有交通信号，或者是“红绿相接”的期间，“法”在哪儿呢？

　　于是乎，我们常见此番情景：这边厢是行人未过完马路，黄灯闪毕红绿切换，人群顿现惶恐情状；那边厢是汽车司机依“法”行车，见“绿”即冲。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受到威胁。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解决了这一司法盲区，明确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保护。斑马线上的紧张与惶恐，相信不会再出现了。

　　马路问题是解决了，可其它的许多尚未有法可依的问题，怎么办？是不是就可以“胡来”了？等待法的产生，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法律即权威，但法律与社会价值观念、道德信念并非水火不相容。法律的确立，往往滞后于实践。此时，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信念，有必要成为暂时的评判尺度。

　　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女体盛”事件为例。云南省卫生部门对此紧急叫停，有人就说话了：“即使女体盛是违反公众道德的，监管部门的封杀也要师出有名”，并称“市场才有权判定‘美女人体宴’的对错”(见4月5日《新京报》)。

　　且不说卫生部门巧妙运用现有法规(如两个模特没有《健康证》)予以叫停，即便不是如此，我依然认为可按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处理——对“人肉盘子”的色欲需求，无疑是违反社会道德的。至于所谓的“市场理论”，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是反道德的东西就应该受到谴责，即使这种谴责不是来自法律。近来日渐热门的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就要求企业不仅仅是追求利润的经济实体，更应该是有责任心的“社会人”(见本报4月2日C03版)。

　　“红绿灯”与“女体盛”，看似无关，探讨的都是个体的权利问题。法制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维护“整体”的秩序与公正，更是为了保护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龙应台说：“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野火集·难局》)我们矢志倡导法治，同时也提倡在未有明确法条之前，拥有社会基本价值观念、道德信念等判断是非的能力。而这能力的获得，应依循法治的精神，即法制的存在，最根本的是为了保护人应有的权利，诸如生命权和人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