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杨凤春专栏

　　专栏作者

　　杨凤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随着新发展观、新政绩观的树立，如何在实际政府管理过程中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官员行为考评指标，已经越来越成为主管部门关注的问题。

　　操作化问题之一是建立政绩评价的量化指标体系。很清楚，如果没有具体和量化的评价指标，新的发展观、政绩观可能会失之于原则，不仅落实起来难度很大，而且一些领导干部可能还会感到无从下手、无所适从。因此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制定新发展观下的政绩评价的具体管理措施、制定量化的测量指标体系，这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但是如果把新政绩观的树立仅仅建立在依靠量化、技术性的政绩测量手段上，而没有更深层次及全面的体制、机制变化相配套，新发展观将会难以落实。仅就评价体系而言，具体和量化的评价指标虽然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也有局限性。

　　首先，任何量化、指标化的东西都是标准化、统一化的表现形式。对政府管理来说、对担负地方或部门一方责任的主管来说，其职责是兴利除弊，均衡发展。因此在各地各部门情况千差万别的条件下，任何指标化的“政绩”——哪怕再全面、再科学，本质上也难免有片面、主观之嫌。此外，即便是有关部门能够制定出非常具体、全面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急遽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地大人多所造成的千差万别，恐怕也会使任何统一、全面、自上而下的考评指标难以赶得上变化、适应差别。而在更新滞后、以不变对付万变的情况下，量化的考评指标也难以在落实新发展观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领导干部如果无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就不能真正拥有发展地方、发展部门的权力，地方和部门的事情也就难以搞好。不难看到，一刀切的政绩管理体系，本质上不可能带来管理的合理化。

　　其次，即使是在新发展观、新政绩观的条件下，量化、技术性政绩评价体系固然较之以往可以有很大进步，但其所涉及到的仍然主要是考核的具体内容，而根本没有触及到考核的体制、机制。因此，仅仅调整考核内容，而不涉及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等更为根本、深层次的内容，新的政绩考核体系不仅难以有大的作为，而且难以避免以往的积弊，比如弄虚作假、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等，同时更容易刺激出领导干部重形式不重实质、对指标负责而不对事业负责的偏好。

　　因此新发展观所要求的政绩管理体系应当具有全面的内容，仅仅局限在测评指标体系的完善上是远远不够的，而更应当在领导干部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的方面下功夫，以期建立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与新发展观相配套的政绩管理体制。尽管构建全面的政绩管理体系是一件复杂、牵涉面广的事，但只有从体制、机制的层面入手，赋予领导干部以对地方、部门的实际权力，变领导干部单一对上级负责为同时对上级和所在地方、部门公众负责，使公众的选票成为评价领导干部政绩的最终“指标”，新发展观所要求的新型政绩管理体制才能形成，而只有这样的政绩管理体制对政府管理、干部制度改革才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才能最终落实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