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建立国有企业的初衷，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有政府认为至关重要的政治、社会或伦理方面的目标，创建、维护和发展自主汽车品牌，就是这样的一个非经济性目标。按说，国家重点扶持的特大型国有汽车企业应当积极地创造自主品牌，国家作为这些资产的所有者，也完全有权力在这方面对国有企业提出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求。然而，事实却是，国有大型企业一直没有多大积极性，政府也不见有什么督促措施，反倒是本当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私营或股份制汽车企业，却已经创造出若干个还算不错的自主品牌，并且决心大大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咄咄怪事？

　　从管理国有企业的国家部门的方面看，主要的问题可能出在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存在偏差。不管文件上是怎么说的，今天，利润似乎已经成为政府考核国有企业的最重要的指标。这种考核扭曲了国有企业的选择。

　　当然，民营企业从其一出生起，就在追求利润。在这一点上，与国有企业没有不同，尽管国有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总是一件古怪的事情。不过，由于两种企业在产权结构及由此导致的治理结构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因而，对于如何追求利润，两种企业却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不管如何改革，国有企业，尤其是特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归根到底，仍然是官员。从大型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员与政府部门官员之间不断互换的事例，就能清楚看出这一点。他们更多地是专业财经官员，而不是企业家。

　　这样的角色将使他们的行为趋于短期化，其战略选择具有鲜明的机会主义特征。因为，他们随时会离开企业，在企业的任期是不确定的，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回避短期的风险，而不关注收获长期的收益。他们偏好急功近利的策略。而在汽车行业，回避短期风险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引进国外已经成熟的品牌。毕竟，消费者对于这些品牌已经耳熟能详，投产这些品牌，只要生产工艺还过得去，只要价格订得不是太黑，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而国有的地位，也使他们能够从容实现这种策略。引进国外品牌，需要巨额投资，而政府可以动用公共资源作为投资，至少可以安排巨额信贷。民营企业却不大容易筹集到这些资金。国外厂商也洞悉中国的政经格局，所以，选择合资伙伴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国有企业，因为，他们知道，国有企业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作为合资伙伴的中方管理者，也更有“合作精神”，只要有利润，这些中方伙伴是不大积极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的，用外国人的话说，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任何贡献。外资其实是喜欢这样的合资伙伴的。因此，宝马在华晨发生重大变化后，才加快了合作步伐。

　　相反，民营汽车投资者和企业家（二者常常合而为一），则有可能选择一种长期化的策略。因为他不能满足外方的资金需要，即使合资，他也会跟外方斤斤计较，外资对他不得不敬而远之，所以，他不大容易跟外商合资，推广洋品牌。他只能从小打小闹开始，比如吉利就是从造摩托车起家的。他的起点低，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只能创自己的品牌。只能在积累了资金、技术、经验后，逐步地升级，增加品牌的美誉度和含金量。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汽车厂是他的，如果创造了品牌，这个品牌也是他的，甚至可以传给他的子孙，他当然乐意创造自己的品牌。他也不用担心，由于短期内的利润指标未能完成而被上级撤职，所以，他花得起足够的时间去创建、培育、维护自己的品牌。毕竟，培育自主品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而这个时间、这种寂寞，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耗不起的。

　　正是这种长期化的生存与竞争策略，体现了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敢于根据自己的知识，权衡风险与较为长期的收益，作出创造性的选择。那些行为短期化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则是投机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们讲究的是快进快出，立竿见影。因此，国有汽车企业与民营汽车厂商的策略选择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异，归根到底是因为，民营企业具有比较健全的产权结构，因而具有比较优良的治理结构———不管是家族制还是别的制度，因而，天然地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育，而汽车，包括自主品牌，从来就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技术和流水线造出来的。相反，国有企业，不管其规模有多大，管理者的文化素质有多高，都普遍地缺乏企业家精神，即使偶然具有企业家精神，也容易被制度本身所扭曲，其行为具有显著的投机主义性质。人们当然不应指望这样的管理者创造出自主汽车品牌。这不是说他们本人应当受到指责。从自身的角度看，他们的选择完全是理性的。问题是，这种理性引导他们偏离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正道；相反，民营企业家的理性选择，则恰好走在这条正道上。（新京报）姚中秋（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