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第一次明确了二者的分野,澄清了若干理论上的误区,给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何根据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问题,已经格外凸现。

　　现实迫切的问题是,中央对这两个概念的富于建设性、前瞻性的论述,其宏观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具体实施时就可稳操胜券。论题在宏观上正确,却在微观层面上被误读的例子,历来并不鲜见。这里存在着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虽然宏观决策具有正确的方向性与目的性,但如若没有正确的微观“路径选择”,不仅宏观决策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有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

　　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微观的“路径选择”,影响我们的信心、决心和实践。应该说,就文化产业意识的觉醒而言,我们并不算太晚,我省的文化产业也已开始破题。但是,面对国内文化建设的阵阵热浪,我们总有滞后之感。原因之一,集中体现于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观念:一是不加区别地要把文化全部推向市场,使文化悉数“产业化”;一是认为文化生产如若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目的相抵牾,文化事业会受到冲击,会忽视社会效益,对文化产业心存疑虑甚至拒斥。显然,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其中确实还有不少需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应根据不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主要社会功能、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区分哪些是文化事业(公益性文化),哪些是文化产业(经营性文化),使之成为文化建设中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应该有辩证的认识。既要明白二者的相互联系———为社会提供的都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也要明白二者的相互区别———各自的投入资金来源不同,管理机制不同,经营运作方式不同,考核标准不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文化”(本文将其外延局限于精神生产领域)涵盖着“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两大部类。十分明显的是,公益性文化(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博物馆、图书馆等)以整个社会为服务对象,大多难以通过大批量生产来实现规模效益,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偏重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不应以盈利为目标。经营性文化(演出业、影视业、出版业、报业、网络业、娱乐业、广告业、咨询业、策划业等)则是文化中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运作的部分,作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企业群”,文化产业可以对这类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批量生产、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并藉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因此,经营性文化具有双重属性,即既有特殊的精神文化属性,又有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经济属性;既有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又有产业的市场运作方式、产业管理等共性。

　　上述的诸多文化领域,无疑都是文化“生产—消费”链条上的必要环节,都是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公共服务功能的机构或形式,因此也都必须首先着眼于社会效益。与此同时,又因为它们各自的产品在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市场条件的依赖程度即商品化的属性不尽相同,与国家政治和主导意识形态直接联系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对它们的管理方式也应该随之有所不同。根据这些特点,把它们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或“文化企业”,并制定不同的政策,提出不同的目标,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分门别类给予指导和管理。

　　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承担的是政府交给的、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任务,对其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充分发挥政府文化的主导作用,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不以盈利为目的,讲求最大的社会效益,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由于其产品属于公共产品,无法或很难从市场直接得到与生产成本相当的回报,它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社会赞助来运行。文化产业则主要面向市场,对其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依法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根据国家政策和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提供市场上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由于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因此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它要力求最大的经济回报。对它的考核应以是否依法经营、实现经济利润多少(对国有文化产业还应看国有资产是否保值增值)为标准。这样明确区分,才能正确地反映我们当前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发展情况,才有利于从实际出发调整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

　　客观地说,从目前文化工作的现状看,尽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作为两个概念可以从理论上加以区分,但在实际操作中,还不可能泾渭分明地截然分清。特别是在文化“系统”内部,既有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也有经营性的企业单位,还有一些事业性质、企业经营的单位。因此,改革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

　　毋庸置疑,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产业单位的共同任务。但是,对此不应笼而统之地简单言说,还需细分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产品的区别。(1)公共产品:大体包含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须支付费用或支付低于产品实际生产成本的费用,就能够获取对该产品的消费;另一类是虽然私人也能够提供,但这类产品事关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如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媒体),必须完全由政府来办。(2)准公共产品:消费者必须通过有偿交换的手段才能获取,因此生产者有利可图,不必由政府来经营。但因为它有着与公共产品类似的外部性(如某些盈利性的博物馆),具有很大的需求弹性,因此虽不由政府出面经营,但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3)竞争性产品: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生产的产品,这类产品数量众多,价格随市场的变化而浮动,因此一般由投资者自主经营,完全可以在现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如音像制品生产、商业性演出、歌舞娱乐场所、书画等艺术品),并实现利润最大化,政府的职责是对其依法监督管理,宏观调控。

　　就文化事业而言,它所提供的如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一些公益性文化设施,优秀民间艺术、文化遗产,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等,在充分考虑到我们的文化背景、文化发展水平及文化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必须由国家给予投入保障,给予政策扶持,把公益性文化纳入政府基本公共财政开支范畴。比如,我省是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大省,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就应该由政府来组织实施。但同时也要预防由于政府的过多参与,发生“挤出效应”。政府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并不等于政府对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包办得越多越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逐步缩小(当然不是取消)公共产品的范围,这样既可减轻政府负担,又可以发挥多元投资者的积极性。

　　就文化产业而言,其发展当然要考虑通过文化的要素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但文化产业不是一般的经济产业(欧洲委员会称其为“内涵工业”,英国称其为“创意产业”),它在赚钱的同时,并不应该弃失其公益性的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产业也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即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文化的发展》文件中,为文化产业制定的政策目标,也明确为:“可以更接近文化,可以提高大众交流的质量并发展独立的公共媒介,可以促进创造性的工作,可以使传统文化机制现代化,可以加强民族文化生产并保护国家的文化出口”。何况产业发展的前提,首先是要有足够的需求市场。在我省一些地方,文化消费明显不足,缺少发展文化产业的市场推动力,实际上还不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条件。即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也还有相当数量的生活困难人群,还需要政府提供基本的文化产品来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因此,不能把发展文化产业当成一种“时尚”,认为文化建设似乎只剩下文化产业一途了。这是片面的,特别需要警惕。发展文化产业,理智务实的思路是:以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为重点,稳步探索,深化改革,从已具备一定条件的单位做起,从实际可能操作的方面做起,逐步培育并增强我省的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由此可见,不能笼统地、不加分析地谈论文化可否市场化和产业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文化市场化,还是文化产业化,都是有一定“边界”的。那种认为文化可以完全市场化、产业化的主张,既有悖于现实,也是一厢情愿。毋庸讳言,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一方面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书刊、音乐、影视和娱乐场所繁荣兴旺,传媒业、影视业、网络业、体育业、会展业、娱乐业等迅猛发展,但也确有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因陷入经济困境而难以为继,虽然它们也在进行“文化产业开发”,但使尽浑身解数仍然举步维艰,原因何在?能不能换一种思路,研究一下文化事业、公益性文化的属性问题,它与市场的属性、产业的属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矛盾和不兼容的,以产业方式经营、搞产业化促进其发展,是否是惟一的选择?是否还需另辟他途?

　　当然,不论是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单位,都应该增强产业意识,增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文化的意识,增强与高新技术紧密结合的意识。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把那些适宜市场化经营的坚决推向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不进入市场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公益性文化就与市场无关,就可以完全脱离市场,它实际也有一个面向市场的问题。例如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文化的某些项目和活动,也可以借鉴市场化方式运作,藉以争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

　　可以预期的是,在推进改革的背景下,现行的文化发展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逐步依托市场机制,利用市场力量,运用市场手段,以解决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逐步走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互补互动、良性循环的轨道:面向大众的、复制传播的那“一大块”在市场中做大做强,同时让不能直接进入市场的那些文化产品也得到市场的滋养与支持;国家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财力,投入需要政府资助和社会资助的公益性、准公益性文化事业,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作者：何光渝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