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简牍寄深情(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18日05:08 人民网-人民日报

陈毅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手迹（《抚简怀人》插页）　　王充闾

　　袁鹰新著《抚简怀人》（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到手，我就立即展读，读着读着就再也放不下了。自晨徂夕，跟随着作者，“凭窗遐想，历历往事依稀；抚简摩挲，恍见故人风致”。一任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心情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而重似沉铅，时而轻松快活，时而热血喷涌，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始终沉浸在读书的快感里。

　　这是一本体例别致的优秀散文作品。四十几篇文章中穿插进去七十多封书简，由于寄信人都是名闻遐迩的作家、诗人、学者，有一些还是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因而简牍中时时闪现着思想的光辉、人格的亮色，传递着一种高格调的文化气息。

　　书札是散文的一种形式，具有情感真实、趣味隽永、挥洒自如的特征。作为友朋间交流思想的工具和交际的手段，作为一种应用文体，比起一般散文，书札更富个人特色，显现出功能的实用性和对象的特定性。由于它旨在叩击对方心弦，属于“心声之献酬”（《文心雕龙·书记》），因而发自肺腑，吐露衷肠，务求“形我心之所欲言”，而无须粉饰做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确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和注释”，它“究竟较近于真实”。应该说，书信的价值主要在这里。

　　本书的妙处是，既注意发扬书简的这些优势，又不止于单纯的客观引述，而是在一个明确的主题下面，按照作者的思路走向，通过引述某公的有关信札来作自己的文章。文中夹叙夹议，抒怀寄兴，纵横自如，其感染力、说服力自非一般散文所可比并。

　　所引信札，大都比较简约，短的二三百字，长者也不过是千字文。但内容极其广泛，或通信息，或议诗文，感怀时事，评点文坛，其称名也小，而所见者大。不仅烛照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人生、文化、思想的精微，而且，通过信件本身，通过作家提供的一些背景资料、生活细节，具见寄简者的两间正气，人格风范，悲欣际遇，风雨诗心。读者可以从中洞见其高尚的情操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时刻挂怀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他们对于文学事业予以特殊的关注，希望报刊上能多发表一些贴近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摒弃那些矫揉造作、浮夸虚饰的文章，主张抒真情、说实话，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

　　书中引述了许多意蕴深长的覃思隽语，诸如：

　　眼睛只看上边、不看下边的人，耳朵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的人，常常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个敌人便是个人崇拜。———沈雁冰

　　岗位与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夏衍

　　回忆（夏）公有名言：“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在上者如果愿听逆耳之言，则可望在下者不作违心之论。所谓“违心”者，违反事实，违反民心，违反良心，可畏也。———赵朴初

　　信札中也常有一些深沉的体验和倾心的恳谈，像夏衍老人致宋振庭信中谈到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可说语重情长，至为亲切，实在。

　　书中还有这样一件小事：1957年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陈毅元帅发表六首五言绝句，有句云：“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用文天祥在燕京殉难典故。发表后，收到读者来信，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并非柴市，而是在今安定门内交道口以南府学胡同地方。陈毅同志接到后，当即亲笔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他们这一指正是对的。除专函向他们致谢意外，并请你处将此信登更正栏”。面对如此坦荡胸怀和谦逊气质，想到现今文坛上发生的种种纠葛，不禁感慨系之。

　　袁鹰同志是当代著名散文家，长期投身于报纸文艺编辑工作，有机会亲历文坛上重大事件和接触众多文化名人。近年来，以其深邃的思想、饱满的激情、丰厚的学养和娴雅的文笔，写出了《秋风背影》、《灯下白头人》、《九九思念》等多部忆旧怀人的脍炙人口的散文。他曾沉痛地写道：“一代又一代人，年年岁岁，常与秋风秋雨为伴。十年浩劫，他们如火中凤凰，寻觅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这，实际上也是夫子自道。当他“一次次凝眸遥望那些在飒飒秋风中渐渐远去的背影，也一次次地激起心底阵阵波澜，引落行行清泪”，不禁黯然设问：“一个时代真的随着世纪转换而结束了吗？”结论是：“冷静下来，又未敢完全同意。”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要留下时代的记忆和历史的书写。当年，鲁迅先生曾痛心于中国民众的麻木与健忘。而这种令人沉思、令人深省、令人警戒的记忆与书写，正是抵制遗忘、疗救麻木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夏衍老人在世时曾倡导要多写那些对民族对社会对革命作出过各种贡献，而长期以来又鲜为人知的人士。他多次说自己是幸存者，为故人作画像正是幸存者不容推卸的责任。本书也正是为此而作出可贵的努力。

　　当然，这种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不同于完整的回忆录，更不要说系统的报刊史、艺文史、思想史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云录了；充其量只能算作历史的侧影、剪影或者背影。但它却是形象化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是古代史学家班固和刘知几所说的“实录”。而真实是历史和文学的生命。我想，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也就在这里。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18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