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文学与传媒，具有天然亲近的关系，却长期被分割两地，或者即便能够幸免，也常常被理解为同一族群中的贵族与平民，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路径上永远平行。这个状态必须被改变，而且也正在被改变，文学家已经将笔触伸向了媒体，而媒体更将极大兴趣投向了文学——由本报与新京报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今日在京颁奖。这一由南方都市报首创的文学评奖，当初因为奖金金额居国内之冠而备受关注，又因“第一个吃螃蟹”而遭质疑。如今已过一秋而梅开二度，诸般更上一楼，其存在的价值与前行的空间，正在充盈丰满。

　　作为一项不言自明的共识，新闻报道是媒体的“首业”，但更重要的一点，或许却并不浅显广知——媒体的精神在于公众性。媒体承载信息的传递，正是因为信息本身具有公众性，同时，媒体传递信息这一动作本身也是一项公众行为。传播学巨匠麦克卢汉对此敏锐地指出：媒体的主动能够反作用于信息，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与结构方式。媒体组织文学评奖，背后的逻辑与前瞻的价值，只有与媒体积极进取的公众精神对上密码，方能获得最活跃的生命力。

　　因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横空出世与二度花开，最大的看点，并不在于传媒与文学联姻的形式，而在于它的这一番动作对于公共精神的具体表达。

　　中国文学囿于圈内，“高雅文学”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事实；民众的文学渴求在这种状态下，其实被迫处于一种无法满足的困境。媒体作为触角无所不及的公器，自然既不能回避文坛，更不能无视读者。为这一问题出力，当年金庸先生以报纸为阵地，推出武侠文学的新形式，是为一种赤膊上阵的路数；以桥路之态居中策应，通过媒体对文化资源的敏感优势与受众对媒体的敏感现实，对文学工作者与读者提供双向的增值服务，更是值得大力探索的领域。“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推出演进，就是对后者的呼应。通过这种媒体、文学与受众的互动，文学资源得到优化，这是公共精神的自有之义。

　　然则这并不是全部，文学资源的优化，也并不能因为这个层面的意义而得到解决。事实上，无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具体操作如何，它的出现与坚持——正如有评委一再强调的，这个评奖的价值，越坚持下去就越大——是对文学评奖体制的矫正。文学是精神创作与精神消费，一如那句著名的“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单一的评判，哪怕正确无比，也只会减损文学的活力与魅力。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文学作品需要评判竞选，文学评判竞选本身也需要评判竞选。当然对于后者并不需要安排什么评委会，只要竞争的态势形成、展开，影响力的轻重自然会作出评判——就像如今国际社会丰富多彩的电影节一般。

　　因此，正如组织者曾经概括的，基于对华语文学这一我们共同精神骨血的珍视，大众媒体不能让文学期刊专美于文学的推广，同样的表述，基于对公共选择这一权利的珍视，大众媒体也不能让固定机构专美于文学的评介。因为专美，往往意味着不由分说的霸权。参与在于消解，消解则在于拓展公共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要加冕的对象，并不是文学——超越了简单对具体文学家的致敬，更不是某家媒体本身——谁第一个吃螃蟹，起到的是示范的功能。各方合力所指，凸显对公共精神的关注与景仰，它才是至高无上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