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要英雄的时候，他们却像狗熊一样在德黑兰“笨然死去”，中国国奥队的这种“死法”属于标准的非正常死亡。毕竟从资质上来说，中国国奥队颇有几分英雄像，绝无半点狗熊样———曾几何时，他们被亚足联公认为亚洲足球的“希望工程”，他们被自家人公认为中国足球的“超白金”和“狂一代”。

　　在颇有几分英雄像，绝无半点狗熊样的前提下，“狗熊是怎么死的？笨死的”这句调侃竟然在自己身上一语成谶，中国国奥队炮制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益智游戏，不得不使人把栏杆拍遍把口水吐干：“什么让国奥非正常死亡？”

　　在国奥队在德黑兰非正常死亡后，把国奥队完蛋的原因归罪于足协“出线足球政策”的斥责甚嚣尘上。这种斥责在我看来，纯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见。

　　国奥队的非正常死亡，不是“出线足球政策”造成的，而是贯彻和执行“出线足球政策”的错误方式所致。中国足协的“出线足球政策”本光明正大无可厚非，除了中国足协，没有哪个国家的足协不把世界杯或者奥运会出线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唯一的区别是在贯彻和执行“出线足球政策”时，中国足协用了一种愚不可及的方式———钻头不顾屁股的铤而走险，人家却是与时俱进的左右逢源。除了中国足协，没有哪个国家的足协会用联赛为国家队让路的方式来贯彻和执行“出线足球政策”。足球的科研成果已经证明，“以赛代练”是让球员保持最佳竞技状态的最好方法。而中国足协却不信这个邪，像那个不相信永动机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的村支书一样，用封闭集训这种有失人性和理性的“圈养”方式和科学对着干。

　　没有人能在和科学的对抗中笑到最后，和科学对抗的村支书最终的收获是制造了一个永远的笑话，和科学对抗的中国足协收获的不但是一个笑话，更是一把辛酸泪：在推出问责制之后，足协领导层不得不面临来自上层的“拷红”般的问责。

　　除了错误地执行了“出线足球政策”，足协处理危机的低能也是国奥队非正常死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客场惜败韩国国奥，还是主场被马来西亚逼平以及客场和伊朗国奥的生死决战，足协处理已经陷入危机境地的国奥队的方式，低能得让人不好意思。在无数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沈祥福已成黔驴技穷之势时，在沈祥福对着媒体感慨，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队员只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正常训练水平的20%时，足协采取的手段除了开会、找队员谈心和阎世铎泪洒黄鹤楼外，别无良策。其中阎世铎泪洒黄鹤楼当是最低能的危机公关典范之一。

　　国奥队非正常死亡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中国足协对于球员个性的扼杀。但凡有本事的人，个性强是天赋异禀，有道是恃才放狂。然而中国足协不但制定了细微到不准染头发的一系列国家队管理规定，并且让“杀无赦、斩立决”成为处理违反国家队管理规定球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中国足协这种扼杀球员个性的规定下，在沈祥福“苦行僧”般的调教下，完成了从偶像到木偶转变的国奥队，在决定命运的关头自然是无法扼住命运的咽喉的———踢球需要个性，个性决定命运，而国奥队的个性已经被中国足协彻底扼杀。

　　让国奥队非正常死亡的固然如上所言，其实都是中国足协名为民间协会实为官方机构的产物。中国足协的特殊身份已经把光明正大的“出线足球政策”变成了“政治足球政策”。在这种“政治足球政策”的驱使下，由外行掌舵的中国足协不得不偏于迷狂：对成绩敏感得像个处女，对如何取得成绩却麻木得像个婊子。

　　别跟流氓谈道德，别跟文盲说文化，别跟外行提门道。而国奥队偏偏跟着外行学门道，在这种现实下，颇有几分英雄像，绝无半点狗熊样的国奥队怎能不非正常死亡。丁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