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9日电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2000年1月，美国情报部门追踪到两名可疑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卡利德和纳瓦夫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参加了一个恐怖峰会。情报人员获悉，纳瓦夫有一个可以他进入美国的签证。显然，中情局想让特工们继续跟踪他们，这两名恐怖嫌疑犯在会后飞往泰国的曼谷。

　　但是由于发给在曼谷的特工的行动指示太晚了，这两名疑犯消失在曼谷这个都市里。数天后，这两名疑犯飞往洛杉矶，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住了一年多，为实施“911”劫机行动作准备工作。

　　如果这两名恐怖疑犯没有在曼谷逃过特工人员的监视，那么“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否可以避免呢？答案也许是不。但是2000年初发生的这起事件和2001年夏天发生的另外三起事件很可能是美国情报人员挫败基地组织阴谋的最佳机会。这些“假如”并不一定是“911”调查委员会工作的中心，最近几个星期举行的听证会的重点放在了确认国家情报部门的组织缺隙方面。委员会成员可能将会很快提出了一些组织变动建议，其中包括设立一个内阁级别的情报首脑的职务。

　　但是从工作报告和证词中可以使人们了解美国一线特工在“911”前是如何与他们只是一知半解的敌人进行较量的情况。特工们输掉了这场斗争，但是看到特工们是如此地接近挫败恐怖分子的图谋，人们有理由相信胜利是可能取得的，另外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并不一定注定要发生。

　　哈佛大学肯尼迪大学政府学院的安全专家瓦尔什说：“911委员会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文件是很重要的。他们是美国唯一有机会看到所有文件并听到全部第一手证词的人。”

　　除了曼谷的那次失手之外，特工们在2001年还有三次挫败恐怖分子图谋的机会。2000年十月美国军舰“科尔”号在也门遭恐怖分子袭击，17名美国水兵丧生。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与也门官员一起调查实施恐怖袭击人员的身份。一名参加袭击“科尔”号军舰阴谋的恐怖分子2001年1月告诉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他的老板是“卡拉德”。这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对这一名字很熟悉。他从另一个消息来源获知了这个名字。这个消息来源告诉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卡拉德与本拉登的很密切。在对1998年美国非洲两个使馆被炸案的调查中，也曾出现过卡拉德的名字。

　　这名特工获得了一张卡拉德的照片，并让这名消息来源人士来确认。他确认说，这个人确实是卡拉德，他是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随着有关情报汇集到中情局反恐中心的本拉登专案组时，特工们开始怀疑卡拉德是否与卡利德是同一个人。情报人员曾在吉隆坡监视过他。他们将会议的侦察照片交给那个消息来源人士辨认，消息人士没有认出卡利德，但是他说照片中的一个人很可能就是卡拉德。中情局特工此时意识到卡拉德和卡利德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这名基地组织高级头目与卡利德这名低级行动人员有着某种联系。尽管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使用同一个来源确认照片中的恐怖疑犯，但它们两家之间并没有交流，也没有对所收集的情况进行整理。

　　除了缺少交流之外，两个机构的文化也不相同。例如，2001年5月，情报机构截获的大量通信情报表明恐怖袭击即将发生。一位在联邦调查局国际反恐部门工作的中情局特工开始推测袭击将要在哪里发生。他决定查看中情局的数据库以获得更多情报。五月中旬，他和另外一名中情局官员查看了数份电报。他发现卡利德有美国的签证，而纳瓦夫则于2000年1月15日进入了美国。他随后与中情局分析人士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卡拉德与卡利德之间有联系，恐怖阴谋正在实施之中。但是他将调查重点放在马来西亚。这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化有关，中情局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海外威胁，而联邦调查局则忙于收集能用于起诉疑犯的证据。

　　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2001年的夏季。那名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中情局物特工请求另外一名在中情局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调查吉隆坡恐怖峰会的材料。这名女特工很快发现卡利德也有一张美国的签证。一个星期后，她发现卡利德签证的目的地是纽约市。8月21日，她发现了2000年3月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称纳瓦夫于2000年1月飞往洛杉矶。她和另外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于8月22会见了一名移民局官员。移民局官员告诉他们卡利德于2000年1月15日、2001年7月4日两次来到美国。他们还获悉，纳瓦夫自入境后一直没有离境。两人随后进行了分工，女特工负责将这两名恐怖疑犯列入国际监视名单，而那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则负责国内追捕行动，他还起草了一个解释为什么必须找到这两名疑犯并对他们进行问询的备忘录。但是他的备忘录在8月28日才发出，备忘录的等级也是“例行”。特工们对此进行了立案调查，但是由于调查犯罪的部门与情报部门并不相互交换情报，结局是悲剧性的。

　　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以违反移民法或者科尔号爆炸案的证人为理由关押卡利德和纳瓦夫，对这两人的调查或者问询、对他们旅行路线和财务活动的调查都有可能获得参与911恐怖阴谋的其它同犯的证据。”(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