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就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范本。权威经济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从今年1月12日起至3月8日止,历时一个多月,以“寻找真正的浙江模式”为主线,对浙江经济进行了十大系列的观察报道。研读这些鲜活的观察报道,不难发现浙江经济近年来的一些新动向,包括甘当配角,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县市经济模式不再只是“温州模式”一枝独秀,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优点的新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颠覆温州人格化交易的“义乌模式”等,形成百花争艳的多元化格局;工业化从内源为主、民资为主,到内外结合,更加强调以民资引进外资、民外合璧,两轮驱动;产业发展目标定位不再局限于轻工业为主,做中国的“意大利”,重化工业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企业制度逐步实现由家族企业向公司制企业转变;政府的作用从无为到有为,政府与经济的互动日益成为官产学三方共同关注的话题。浙江经济新动向引发了我们对贵州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区域经济多极化:贵州处于哪一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竞争与合作,中国区域经济已呈现出多极化发展格局,珠三角、长三角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环渤海经济圈正在崛起,成渝经济圈在西部大开发中显现雏形,大东北经济圈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起步。在此过程中,各省区出于避免边缘化考虑,都在努力寻找自己在五大经济圈中的位置。贵州面临的选择,一是积极回应广东提出的“9+2”计划(即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亦称泛珠江三角经济圈设想),主动接受珠三角的经济辐射,实现共赢目标。在这方面,贵州的相邻省份湖南、广西都对广东的提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广西更是在2月由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亲率党政代表团对广东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被媒体称为“两广预热合作”。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尽管迄今未必被广泛认可,该经济圈形成的现实性也因缺乏长三角经济圈中上海那样的核心城市而受到质疑,但由于区位上的接近和经济上互补性强,黔粤之间、黔桂之间、湘黔之间在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与合作毕竟日益加深,如黔电送粤、送湘,广货充斥贵州市场,贵州理应对广东的计划有一个态度。二是以重新激活“川黔渝金三角旅游规划”为契机,通过发展旅游业起步,融入拟议中的成渝经济圈。这对于贵州黔北、黔西北等地区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三是把前二者结合起来,即一部分(黔南、黔东南、黔西南)融入泛珠三角发展,一部分(黔北、黔西北)融入成渝经济圈发展,黔中地区作为一极独立发展。贵州需要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多极化的趋势,权衡利弊和可行性,作出决策。

　　县市经济:平衡发展,还是不平衡发展

　　由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也由于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原因,贵州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十分突出,尤以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为最。中国社科院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包括贵州),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越大。缩小区域经济包括城乡经济差距刻不容缓。问题是,贵州该采取平衡发展的办法,还是不平衡发展的办法来缩小乃至最终消除不平衡现象。

　　显然,贵州目前是以不平衡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不平衡问题的。“十五”计划要求“贵阳市要抓住国家建设南贵昆跨区域经济带的机遇,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争金阳新区初具规模,逐步发展一批卫星城市,全面提升功能,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现代化大城市和经济增长极”。通过实施城镇化战略尤其是大城市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省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强调要“以经济流向为主导,大力推进以贵阳为龙头的城市经济圈建设”,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贵阳市则明确提出“大贵阳”战略。应当说,以重点发展城市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理论上有发展极理论为依据,实践上有利于中心城市发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是绝大多数省区广泛采用的办法。问题是,这种战略的实施在近中期恐怕不仅不会缩小贵阳市与其他县市的差距,而且以贵阳市“一市独大”能否带动全省经济的起飞也让人怀疑。

　　事实上,还有别的路径可供选择,那就是借鉴浙江的办法,即以“省管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具体做法是财政上弱市强县,预算内的县财政直接与省财政结算;管理上强县扩权,省里把能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越过市级直接下放到县里。2002年,浙江省把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下放到绍兴等17个县市,内容涵盖了计划、经贸、交通、建设等12大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的所有方面。目前,浙江正在研究第二轮扩权方案,准备使扩权县的总数达到25个左右,同时再增加一批扩权事项。浙江省实施“省管县”体制,省把能放的权力和利益直接下放到县,避免了“市管县”体制下市对县权力和利益的截留,调动了县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实行的“省管县”、“县市分治”的做法,尽管可能牺牲若干市区,却换来了一大批县、县级市的快速发展,所得大于所失。浙江省经济发展的“真经”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工业化:以内生性为主,还是以外生性为主

　　贵州的工业主要得力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投资,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贵州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和一定的工业基础。但由于体制的和结构的原因,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缺少后劲的问题日益突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资源配置职能主要由市场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格局下,继续沿袭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大规模投入来推进工业化,已经变得日益困难。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贵州面前的道路似乎有三条可供选择,一条是外生性工业化,如闽粤、苏南,主要以引进外资和城市工业转移辐射为特点;另一条是内生性工业化,如浙江和苏南的一部分,以民资为主;第三条是内外结合,引进外资和挖掘民资相结合。单纯走前一条道路,由于贵州地处边缘,无天时地利之优,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成效;单纯走后一条道路,由于贵州民间资本缺乏,民营经济欠发达,短期内难以奏效。现实的途径恐怕是内外结合、以外为主。考虑到贵州国有、集体存量资产已具有相当规模,这些存量资产又大多分布在竞争性行业和领域,而且多数存量资产经营效益不高的状况,借助外力,以国有、集体存量资产吸引省外、国外资金,在扩大增量的同时,盘活国有和集体存量资产,并推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走以外生性工业化为主、内生性工业化为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京瓷落户贵州,海尔“嫁接”风华都是外生性工业化成功的范例。天津经济近年来的振兴也是引进外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嫁接”、改造、调整的结果。贵州需要做的是,认准道路,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所有制结构:单一,还是多元

　　主要由于推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贵州经济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国有经济比重高度化的格局。这种格局尽管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企业改制力度加大、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有了一定改变,但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截止到2000年,全省规模以上国有工业总产值仍占79．28%。

　　如前已述,如果贵州工业化以外生性为主,以国有、集体存量资产吸引省外、国外资金的步伐能够加快,贵州全省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未来几年内形成以混合经济为主的格局应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格局也是符合我国“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政策导向的。这是就全省经济而言。

　　就全省县市经济而言,所有制结构模式恐怕应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就像浙江县市经济有“温州模式”、“宁波模式”和“义乌模式”一样,原来公有存量资产比重大的县市,通过以存量引增量,很可能形成类似于“宁波模式”以混合经济为主体的格局;原来公有存量资产不大的县市,现实的做法是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形成类似于“温州模式”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个别具有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的县市也可能形成类似于“苏州模式”以外资为主的开放经济格局。当然,贵州县市经济所有制结构模式的多元化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坚持以外生性工业化为主,内生性工业化为辅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对“市管县”体制作适当调整,把更多的经济管理权力和相应的利益下放到县市,给县域经济更多的自主权和自主钱;学习与借鉴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等等。

　　产业结构调整:弃重就轻,还是轻重并举

　　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模式的推动下,贵州工业内部结构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格局。到2000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重工业的比例仍为37．9:62．1,重工业为主的格局未变。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格局曾经广受质疑。(1)重工业多属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在资源配置职能由原来的计划和中央政府承担向市场和地方政府承担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和地方政府财力薄弱,上述格局难以为继。(2)这种格局不利于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3)重工业效益不如轻工业,不利于资本积累和地方财力的增长。在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轻工业,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的对比中,这些看法似乎已成定论。调整产业结构,改革重重轻轻的政策主张成为主流,极端的主张是,弃重就轻,重塑产业格局。

　　现在看来,以上看法是把问题表象化了,是看错了病、开错了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上述结构本身,而在于贵州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依靠什么样的模式实现了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内部结构。如果贵州是在轻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和地方政府承担的局面下实现上述结构的,这样的结构无疑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是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在经历了一个轻工业较大发展之后向重化工业的升级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即使贵州是在轻工业并不发达,也主要不是由于市场和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上述结构的,或者说贵州实现上述结构并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把问题归之于这种结构本身,从而推倒重来。其一,贵州走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尽管难以为继,但在市场经济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贵州的重工业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央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天津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主要是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调整发展传统工业的结果。其二,贵州轻工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大力发展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加以解决,而不需要弃重就轻或者改重从轻。由此看来,招商引资改造和推动传统重工业继续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促进轻工业发展,轻重并举,是完善贵州工业内部结构的可行选择。

　　企业制度创新之路:一条,还是多条

　　回顾一下国内企业制度创新之路,大致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温州模式”,即企业出于做大做强考虑,正逐步由自然人的个人企业、家族企业、合伙企业向法人企业、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变,如德力西、正泰。另一种是“新苏南模式”,即把已有一定基础但增长乏力而且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乡镇集体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合作企业或股份公司,地方政府或乡镇集体完全或者大部分退出企业经营,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广东顺德、江苏的苏南、浙江的宁波,其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走了大致相同的路线。第三种可以叫“天津模式”,即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以国有存量资产和技术力量吸引外资合资合作,通过“嫁接”改造一个大项目,形成一个名牌拳头产品,带动一个行业,救活一批企业。全市工业系统经过改制,建立了19家大型企业集团,这些集团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中环电子集团、隆庆集团、金耀集团、天津药业等已成为全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亮点,目前全市368户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80%完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制改革,55%的企业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三种道路模式各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但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建成更有效率的公司制企业。

　　贵州的企业制度创新之路同全国一样,有多种模式可以遵循,不同基础和条件的地区的选择可以有所不同。就全省而言,由于国有比重高度化的格局至今未有根本性改变,从效率角度考虑,通过大力引进省外、国外资本“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实现国企制度创新应是全省企业制度创新的重中之重。国有比重大的县市可推行类似“天津模式”,走发展混合经济的企业制度创新之路;乡镇集体经济比重大的县市可借鉴“新苏南模式”,加快乡企改制,发展混合经济,实现企业制度创新;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大的县市则应考虑采取“温州模式”,推动自然人企业、家族企业向法人企业、公司制企业演变。

　　政府角色和作用:有限无为,还是有限有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深远,民间资本和市场力量相对不足的贵州,地方政府不可能像温州那样扮演有限政府角色,“无为而治”。贵州需要思考的是,政府扮演什么角色,起哪些作用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答案似乎应该是,做有限政府、有为政府。做有限政府就是把政府的作用限定在做市场和企业不能做或做不好的事,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政府应尽快从直接投资经营和管理国有企业乃至乡镇集体企业中退出来,只当“裁判”,不再做“球员”,要主动光荣地引退,而不再留恋曾经拥有的辉煌。可以借鉴“天津模式”、“新苏南模式”,让省外资本、国外资本全面、迅速“嫁接”改造国企和集体企业,替代国资、集体资本。政府应在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和劳务、提高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推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在国有化比重高度化的贵州,不坐视国资的闲置浪费和低效运转,用省外、国外资本“嫁接”国企,替代国资,把变现的国资用于生产和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和劳务,同样是政府有为的表现,甚至是政府有为的当务之急。

　　作者：张寒松 申茂平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