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以人为本”内涵之二

　　本版的解读“以人为本”内涵专题推出以后，受到读者和专家的广泛关注。叶汝贤教授发来文章对上一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阐明，还有许多专家来稿从不同角度畅谈自己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并对如何落实“以人为本”发表看法。我们特选择部分稿件组成第二个专题，期望以此推动“以人为本”大讨论的深入开展。

　　唯物史观题中应有之义

　　叶汝贤

　　在上一篇文章中（3月30日A17版），我们讨论了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哲学的“以人为本”的本质差别。其实这里的问题主要还不是“以人为本”这个命题是不是人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以人本主义为理论根据的“以人为本”，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不可否认，人本主义和从人本主义引申出来的“以人为本”，在历史上，在反对神学历史观、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起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是，人本主义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它和从它引申出来的“以人为本”具有重大的局限性，它的合理因素可以借鉴，但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根据和核心。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言，它之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是在继承人本主义又超越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本人没有为他这一伟大发现命名，“历史唯物主义”（也称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这个名称是恩格斯提出来的，马克思没有异议。在人类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以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恰当地表明了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引起的革命，是可以的。但是，任何名称、概念，都很难完整地、十足准确地表现对象，“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也是这样。这个概念强调了马克思历史观中“唯物”、历史规律决定作用方面，尽管当时强调这一点是对的。但是这个概念掩盖了这个历史观另一个根本原则：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后来就有人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人的历史观”。

　　这种攻击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唯物史观从来就包含着两个根本向度，从它诞生时起就是如此。如果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或甚至忽视“人”的存在，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我们现在有必要回到马克思，重温他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阐述。

　　当初马克思在批判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时虽然强调“唯物”、强调历史规律决定作用的一面，但也没有忽视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就在他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第一次完整表述他们的历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就写道：“人是人类全部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恩全集》第二卷第118、119页）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恩格斯，在他后来进一步说明这个历史观时又明确规定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历史是人所创造的，是人活动的历史。而人的活动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但又是有规律的。这样，唯物史观就包涵两个向度：客观规律向度和人的价值向度。这两个向度的统一，构成唯物史观完整的理论体系。从人的价值向度，就很自然引出这个结论：“以人为本”。所以说，“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从人本主义那里嫁接过来的，而是唯物史观题中应有之义。（作者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博导）

　　历史积淀的扬弃与升华

　　姚柏林

　　有的朋友讲，以人为本是一种“引进”理念，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非舶来品，而是在汲取中国历史上的“人本”精华而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更趋科学的创新。

　　以人为本植根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蕴含着数千年来以民为根、以民为天的厚实的政治理念，可谓之源远流长，越来越旺。早在二千七百多年前，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在与齐桓公论政时就曾建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此后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以人为本、关爱苍生的政治理念不断加以阐发、诠释，从而形成了根深叶茂的人本思想。《孔子家语》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春秋繁露》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为人者，天也。”《三国志》讲：“济大事必以人为本。”《明史》曰：“得天下者以人心为本。”《孙中山全集》谈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原道觉世训》说：“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前辈思想家在天人关系上主张贵人轻神。《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意思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意就是顺从天意。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民为邦本。《尚书》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曰：“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主张民贵君轻。《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郑观应《盛世危言》认为：“视己为天下人役。”即执政者应当把自己看作民众的仆役。在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上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上主张“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以“裕民”为仁政的前提下，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荀子以“下富则上富为命题，反对聚敛穷民。孟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当然，历史上的明君贤臣、清官良吏以“重民”、“爱民”、“养民”、“从民”、“同民”、“信民”为旗帜的“以人为本”的政治理论，其形成、发展于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因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也是有本质不同的。然而，其显示出的“历史智慧”，又有着宝贵的启迪意义，是滋润、养育新思想的丰厚资源，也是我们引以为自豪而不妄自菲薄的历史依据。时下学习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应从现实出发，同时也有必要追溯历史源流，从时间的纵深度上去领悟和把握。

　　我们更应看到，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视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创立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宗旨，并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系统、更全面、更严密地把以人为本引入了一个新天地。

　　把能力发展放在优先位置

　　余甫功

　　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是能力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要，实际上就是满足人的能力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早就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人的能力包括体能、技能和智能三个层面：体能是指生理和心理的健全程度，它是人自然成长而具有的体力；技能是人在体能基础上掌握基本技术和生产流程的熟练程度，它是经过专门技术培训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专长的职业能力；智能又称为潜能，反映人的创造性开发及创新的程度，它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学习和工作实践而形成的知识性和创造性能力。有研究表明，这三方面能力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分别为1∶10∶100。也就是说，只具有体力的文盲，贡献只及一个有技术的熟练工人的十分之一，只相当于一个科学家的百分之一。因此，能力的发展既包括体力的增强、也包括技能的提高，潜能的发挥。“能力的发展就是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既要有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增长，也不能忽视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得到全面自由发展，人们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自己真正的主体地位，增强自身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以及体力支持和智力支持。

　　长期以来，我国过剩的劳动力对物质资本投资有着饥渴的需求，从而导致了物质资本投资的高速增长，而同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却相对不足。随着经济发展和结构的转型，人的“能力瓶颈”已开始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因素。这种“能力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力建设滞后。一方面经济和科技发展了，急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具有创造性的智能人才和具有良好技能的专门人才，使人才供给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能力结构错位。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有机体，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和经济的调整，要求人的能力结构，如学历结构、专业结构、数量结构和年龄结构等要与之相适应。由于能力结构错位导致了人才短缺与人员过剩同时并存，而出现结构性失业和知识失业；三是能力再造体系缺陷。随着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老化的周期不断缩短，传统的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阶段式学习的能力建设体系，已不能适应新时期能力发展的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必须要把人的能力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把人口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必须加快人的能力发展，促进人的能力由体能向技能和智能方向转变，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切实抓好。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人力资本是最具活力、最具发展前景和最具收益的战略资本，是人的能力的源泉。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西奥多·舒尔茨曾明确指出：“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未预料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和效率的改善不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规模和质量，而且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引起的知识的增长以及人的能力的扩张，可以改善生产函数，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加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并注意改善教育投资结构，重视对现有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优化；另一方面要培育人力资本市场，促进社会各界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并建立起有利于人才流动的创新性机制。

　　历史主体思想的必然要求

　　吴少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主体思想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为基点，科学地揭示了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现实主体的能动活动与客观历史规律制约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毛泽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等经典作家思想，而且阐明了主体选择中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一致性，开创了主体改造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本位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恢复和发展了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相统一的人民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赋予人民本位价值观的新的时代内涵。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主体的思想，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中国人自己的伟大事业，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要使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沿着正确的道路，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就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