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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日，国务院下文批准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公司。

　　确定企业的名分，仅仅是出版业转制大戏的开场。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转制过程中如何清产核资，如何搭建公司治理结构……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中国出版集团终于获得了企业身份。4月5日，国务院下文批准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公司。虽然这只是称谓上的变化，却成为中国出版集团转制的重要一步。

　　“国务院的批文明确了中国出版集团的企业身份。以前去工商局注册不成功，因为中国出版集团以往的身份是行政单位，不能成为注册对象。”中国出版集团办公厅主任王云武说。

　　在4月5日这一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还透露，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原来的公益型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

　　“改制结果会于今年年底有大概眉目，我们社将在12月就此事开经验总结会。”科技出版社改制办公室主任彭斌告诉记者。这意味着，整个中国出版业都将在2004年的春天进入转制快车道。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制

　　作为第一家获得企业名分的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从去年10月开始，便聘请了好几个会计师事物所清查家底。“根据以往大型国企的转制模式，清产核资往往是第一步。”北京泛华东方传媒顾问有限公司总裁赵小兵说。

　　谁是出版集团资产的出资人？在国务院关于转制的最新红头文件里，出资人明确为国务院，授权财政部监管，中国出版集团行使出资人权利。“在这之前，仅在成立之初有一份领导的批示文件，声明国务院授权中国出版集团管理13家出版社和发行单位的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利。”出版集团一位参与改制的人士说，“长期以来，出版集团的资产归属不清。”

　　这使得出版集团从创立至今两年，内部财务盘根错节。旗下的东方出版中心，前身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虽然1995年便已更名，但和大百科出版社之间却保留了一些“糊涂账”，不知该归属哪一边。其大量年代久远的存货也是清产核资的重点。

　　资产清查预计于6月30日完成。所有理不清的财务纠纷和无法变现的存货坏账，都将从转制后的资产负债表中抹去。因为初次改制，没有经验可遵循，中国出版集团对处理清查出的财务窟窿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无法厘清的财务纠纷，都由集团出资化解。”这位参与改制的人士说。

　　“清产核资后，是设立董事局。这是建立现代企业的根本。”赵小兵说。

　　但理论中的转制轨迹，在实践中总会遭遇重重阻碍。“董事局成员由谁来担当，董事局下的经理层是单独任命，还是和董事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些都是待定的问题。”

　　自2003年7月国务院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事宜后，出版集团最初计划用5个月的时间完成整体改制，2003年12月便交付验收。但现在看来，当初的时间表过于乐观。

　　中国出版集团目前将完成改制的时间表定在了今年10月。现在对改制的探索，主要还是依靠集团内部力量，改制之路的借鉴视角也多囿于同行。中国出版集团高层曾将沈阳出版集团、上海出版集团等单位列为考察对象。但在出版界尚未有一家完成改制的情况下，考察内部行业的改革措施，能否有成效让人怀疑。

　　繁荣背后的改制必然性

　　与其他行业的国企改制被“逼上梁山”不同，如今出版业还是一片升平景象。“绝大部分出版社都处于赢利状态。”赵小兵说。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中信出版社靠《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一系列管理类版权书，赚得盆满钵满。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种子选手三联出版社，“自1993年开始也一路赢利，到2002年，三联书店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1200%。”该书店一位编辑部主任对本刊说。

　　但行业整体光鲜的背后，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很大一部分利润源自出版社利用垄断资源获取的收入。中国现有的527家出版社均为国家出资，每年从出版署获得配额书号，这是进入出版市场的准入证，也是民营资本涉足书籍生产市场的稀缺资源。

　　民营资本的市场嗅觉和出书速度，在行业内口碑甚好。“通常出版社花费三四个月才能完成的书，民营书商可以缩短约三分之二的时间。”罗晓说。他曾经以民间身份成立了一间工作室，进行图书内容的策划和制作。曾风行一时的《交锋》等时政类书籍，就是通过民资与出版社合作的方式进入市场。事实上，很多出版社选择和民营资本私下合作出书，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合作筹码就是书号。

　　“靠出卖书号赚钱占很多出版社收入的1/3。”罗晓说，“那时候，有书号这个稀缺资源，出版社即使只做少量业务，也可以赚钱。”

　　但情势在近几年发生了变化。书号的管制和发放开始放松。出版社只要有好的选题，可以随时报送出版署，申请书号。这使书号市场出现了供求关系逆转。依靠书号空手套白狼的生财之道受阻，很多出版社不得不面向市场，振兴出书主业。

　　同时，中国出版市场的利润构成，也在催促出版社转制图强。

　　传统的出版业务中，教材教辅是利润龙头，占整个市场的60%～70%。“但现在为学生减负的呼声很高，教材和教辅呈下降趋势，市场竞争的焦点很快会集中到对市场化图书的争夺上来。”罗晓说。

　　市场变化的外力督促着出版社改革，出版集团内部的产业结构也是转制势在必行的一个诱因。

　　中国出版集团是中国出版业的航母。2002年4月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新华书店总店等13家行业内顶尖级出版发行公司集结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出版集团。这些“国家队”级选手的加盟，使中国出版集团去年共有110种图书被评为国家级好书。

　　但虽然上游有名牌出版社提供内容，下游有新华书店总店担纲发行，中国出版集团内部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王云武介绍，自从90年代前期新华书店实行地方承包以来，总店和地方网络的联系便被切割，新华书店总店的发行能力遭遇重创。而民营资本的发行能力却在暗中滋长。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调查，现在全国各地已经至少有二、三十家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民营书业企业，其中大多数兼营图书出版策划与发行。

　　中国出版集团嫡系的出版社也均实行多渠道发行，新华书店总店仅能分得发行市场的一小杯羹。

　　12月1日以后，中国在WTO中关于发行业的承诺开始生效。外资在国内发行领域不受任何限制，投资比例、经营项目、设立地点均由投资者自己决定。同时民营资本进入图书流通领域的门槛也将大大降低，发行业的改革首当其冲被提上日程。

　　下游的改制必将牵动出版业上游业务的变革。中国出版集团便冀望借改制东风，改变集团内部单兵作战的局面。

　　机制转变的现实影响

　　目前，出版业几乎所有试点改制单位的手中，都有一份国务院的红头文件，里面将改制的重要目的描述为转变机制。

　　文字的表述是抽象的，实践中，机制的转变会产生什么新的命题呢？

　　谁来监管转制以后的文化产业，这是一个没有前例可循的问题。“以往的出版集团都属于事业单位，由各地方政府或地方宣传部，出版局管理。”一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告诉记者。但转制之后的出版集团由事业单位变身企业，以往的监管单位在性质上已不适用。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虽然有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但所辖企业均属于物质生产领域。

　　“目前正在讨论，是否要设立一个全新的机构来监管转制后产生的大批文化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改制虽然是出版业的内部改革，但刚拉开序幕，就已经波及产业链的终端读者。

　　企业经营将逼迫出版业务面向市场，资本将从选题，发行等各种渠道影响精神，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趋势。2004年春天，三联书店顶着不官不商、有学术性书香的光环，开辟了编制教辅材料的新阵地。这一业务变更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背负骂名的三联新任总经理汪季贤的解释是：“这是单位内部小事，不值得炒作。我们要关注的是，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出版社如何按照国家的文件精神进行改革。”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市场化选择的对错，只能交给市场去评判，尽管伴随着改制的深入，企业经营的逐利性，它会一再冲击管理者和读者的心理定式。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陈晓